北京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最权威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251012.html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成立于年10月16日，旧址在现在五一路东侧山西机床厂宿舍附近（小北门），当时是阎锡山为全省各校培养师资力量，更主要是为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培植亲信和骨干，为国民*培养后备人才。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共产*巧妙地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力量。因此省立国民师范一成立，就成为国共两*争夺的一块阵地，特别是—年间，这种斗争显得更激烈，更突出。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校门旧照
我的大哥裴世昌于年夏天考入省立国民师范，同年秋天9月间，大哥把我从平遥老家带到太原，直到年春，我除了间断性地在外当徒工外，大部分时间就随大哥住在国民师范。—年间，我已十二三岁了，所以对国民师范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
年，太原的爱国学生经常通过一些活动，进行革命宣传。10月16日是国民师范建校16周年，从15日到17日，连续开了三天庆祝晚会，会上演出了话剧《五奎桥》，主题是描写修桥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迫害的故事。剧中扮演资本家一角的是当时国民师范的学生领袖之一的高维昆。他常常在同学们中演讲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所以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但是在以后的斗争中，他的表现令学生们大失所望。
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到太原。太原爱国学生的声援活动于12月16日正式拉开帷幕，直到20日，全市各大、中学校联合行动，进行了全市大规模的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爱国学生在海子边集合，到街头宣传讲演，整个太原市热气腾腾，轰轰烈烈，加上当时红*东渡的压力，土皇帝阎锡山非常恐惶，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策，分化瓦解学生运动。当时，太原八门紧闭，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陆*、宪兵、警察交叉巡逻，穿梭往来，每天都有共产*员和无辜群众被枪杀。市内人心惶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阎锡山派了大量*警宪兵在全市大中学校统统设了岗哨，四面包围起来。当然，国民师范是他控制的重点，阎锡山通过他安插的特务，查出了国民师范的学生领袖张立诚，并以“共*嫌疑”逮捕了张立诚。该校学生义愤填膺，一边罢课，一边派出请愿代表团向省府、教育厅和公安局抗议，要求释放张立诚同学。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敌人被迫答应让张立诚保外就医，但张立诚由于在狱中受刑过重，加上他原来就有肺病，出狱不几天就死了。学生们为了纪念他，特意召开了追悼大会。追悼会设在国民师范大礼堂，由高维昆主持，另一位学生领袖杨绍曾致了悼词。高维昆当时是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负责人（后来才知道）。所以追悼会后，他遭到了秘密逮捕。起初，学生们也同营救张立诚一样，派了请愿代表团，罢课抗议当局，要求释放高维昆。可到后来听说他叛变了，据说他一共供出了七十多人。但有些名字是他编造的，实际上并无其人。虽然他的叛变并没有带来其他人被捕的恶果，但是学生们还是撤回了请愿团。没有多久，高维昆被放了回来，仍住在国民师范，可是学生们像避瘟神一样总躲着他，没有人再理他了。
“一二九”运动以后，太原市的学校成立了统一的“抗日救国会”。记得各学校的学生代表曾在国民师范的图书馆楼上的“劝业室”开会，专门讨论成立“抗日救国会”的事。会后，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便相继成立了。
国民师范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中有段若宗、刘定国、乔增禄、邢思廉、杨绍曾、曹津、张增荣、韩昌万等人。他们当时也是全市各校学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
记得当时的学生抗日救国会是公开的组织，因为有专门的办公室，还挂着牌子。办公室就设在东四斋到东五斋之间的一个里外套间里，门口挂着“国师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一进门正对面墙上贴着大幅标语“满腔热血，干！干！！干！！！”，两面侧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语录“卡尔说：……”“伊里奇说：……”（记不请具体语录了）。外间办公，里间刻印传单，都是同学们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的宣传抗日的传单。先是用腊纸刻印的，后来有的同学一天晚上不知从哪里的仓库里弄回了一架破打字机，修了修便可以使用了，所以后来的传单都是打字机打的。当时全市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都搞得红红火火，太原市民每天都可以接到传单。到了年2月，东渡红*到达晋中地区，太原新南门外的大营盘一带也插上了红旗，抗日游击队已逼近太原（太原道注：红*东征为年2月20日至5月21日），所以，闫匪非常惊慌，害怕发生里应外合的革命暴动，就把各大、中学校分别派*警宪兵实行了包围，不让学生自由出入，上千名*警宪兵把国民师范包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只能在校内活动。为了以防万一，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看护队，在学校四周围墙上和西、北、南三个校门都设了岗哨，由看护队员轮流日夜守卫。
2月20日夜里，看校门的守卫学生发现有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偷偷进了学校，*头*脑，到处窥视，就报告了学生抗日救国会。邢思廉马上召集救国会人员研究对策，当即决定以抓小偷为名把这两人抓起来审问。结果抓起来后一看是小北门派出所的巡警宋文济和闫松林。同学们已明白他们是搞特务活动来了，非常气愤，就把他们捆起来吊在篮球架上，两个篮球架上一面一个，并用“童子*”木棍抽打两个特务。邢思廉、曹津，还有我大哥裴世昌都带头使劲抽打过（太原道注：两名警察被殴打致死）。
这件事发生后，阎锡山以“保护警察安全”为借口，于3月2日派*警进学校进行了大搜捕，校长冯司直为他们提供了名单，一千多*警宪兵再次包围了国民师范。次日夜里一点多，*警宪兵挨门逐户捕人，到天亮，把抓到的多人都集中到教室里，由校长冯司直当面协助*警宪兵查对人员。当下放了一些抓错的，其余的都带走了。每人拴着一条胳膊，一条绳子捆着几个人，由*警宪兵押到警备司令部后，多数人被保释放了出来，最后按照敌人掌握的黑名单，正式逮捕了16人。事后我听我大哥裴世昌讲，16人中有段若宗、乔增禄（昔阳人）、刘定国、张增荣、胡荣贵（忻州人）、邢思廉（崞县永兴村人）、曹津（汾阳城内西街人）、张清源（洪洞人）、智泽民、杨绍曾、张近智、武先烈（以上4人籍贯记不清了），我大哥裴世昌（平遥西戈山村人）、孔繁珠（朔州人）、樊希骞（临县人），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名字了。据敌人报纸上登的是韩昌万，但韩昌万确实是逃脱了，因为在第二天我还在新南门街碰上他。他急匆匆地往城外跑，看见我过来，他一摆手，低声和我说了一句“让你二哥躲避躲避，情况不好。再见！”，便匆匆地走了。据说他跑回老家（方山县）就参加了红*。抗战初期，有人在八路*师见过他。
被捕的16人中，段若宗、刘定国、邢思廉、曹津、乔增禄、张清源6人被判了死刑，都牺牲了。张近智患心脏病死在了陆*监狱（现太原市小东门面粉二厂院内）。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有期徒刑，我大哥裴世昌判了7年徒刑。西安事变后，经薄一波同志亲自与阎锡山谈判，他才与其他被判刑的同志一块被放出来。
在牺牲的6人中，除段若宗外，都牺牲的很英勇，乃真男子也！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上刑场时的英雄形象，他们临刑时沿途讲演，不断呼口号。尤其是刘定国、曹津更是威武不屈，英姿凛然，令人敬仰，当时沿途的群众都掉了眼泪。
█国民师范忻县学生留影
据我大哥出狱后说，当时被判死刑的同学，多系由于被敌人抓到了文字证据，或者是有人招供出后又当堂进行了对质，再就是学生领袖参与了吊打警官事件的。判了有期徒刑的是敌人没有抓到文字证据，也没有人咬供对堂的。凡是参加了吊打事件的人都上了校长冯司直的黑名单。在审讯过程中，多数人都受过酷刑，如打背花（用麻绳拧成麻花状，醮上水抽打脊背）、跪绳、压杠子等等，我大哥被压过三次杠子，也打过背花。因敌人搜查时，只在衣箱里查出他用毛笔写的小楷旧剧本，并未查出其他证据，所以侥幸没判死刑。审讯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是马骏图、韩甲三等。
据我大哥跟我说：他们被捕后，敌人查出段若宗是去北平参加华北学联筹委会的代表，又是太原市*组织的负责之一，就对他审讯拷打的特别厉害，他受刑不过，给敌人写了自首材料。在狱中写材料时，有同学问他，你一天都不吭气，尽写些什么？他仍不吭气，只管写，一直写了两天，交给了敌人。可是敌人追逼得他更紧了，说他不老实。他才后悔了，给同学们讲了实话。他说：“我写材料给他们，原想很快就可以出去继续干，不想……”，从此他整日闷闷不乐，觉得见不得人。但是敌人也没有饶过他，仍然判了他死刑。
刘定国则表现的很英勇，敌人判了他死刑后，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仅存的2元钱让看守偷偷买了烧饼和毛笔、墨汁、信纸、信封等东西。他把烧饼分给难友们，大家都默默不语，放着不动，为他难过。但刘定国却很潇洒自如，若无其事地和大家告别，嘱咐未判死刑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又连夜写了70多封信，字迹写得工工正正，然后一封一封地装好，托咐看守帮他寄出。
邢思廉和曹津被判死刑后，连夜研究赴刑场如何呼口号，呼什么口号，如何坚持讲演。他们向看守打听被杀的冀云程临刑的沿途情况，知道冀在刑前准备不足，到了繁华路上时因口渴嗓子哑，喊口号时声音不亮，讲演时也沙哑得发不出声。他们就定下到了人多的地方多讲，多呼口号，并在临刑前尽量多喝水，真是慷慨悲壮，铿锵感人！
相比之下，张增荣却表现的很猥陋。本来他是太原市民族武装委员会的成员，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与曹津、刘定国都是宣传组的，共同负责拟定宣传活动计划、起草宣传稿件。但是他在狱中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就叛变了，并向敌人供出了邢思廉、刘定国、曹津等同志，还在公堂上与邢、刘、曹进行了对质，使他们三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所以大家恨透了他。每晚放风时，大家把他和另一个叛徒武梦宇当排球打，推来搡去，发泄对他的仇恨。此人解放后还活着，年我曾在太原市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与一教员交谈，偶而谈起国民师范的情况，他说他是国民师范的学生，是忻州人，我就随口问他是否认识张增荣，没想到他说他就是张增荣。我楞了好一会儿，就问起他公堂对质的事，他毫不隐讳地承认确有其事，也给敌人写过材料。只是他说当时他昏头昏脑，究竟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更记不清了。我觉得他这是为自己出卖同志打掩护，但他的话也的确证实了我大哥裴世昌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这就是我在—年间寄住在国民师范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它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可以说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跟随大哥裴世昌参加了革命，先后三次去过延安，亲自聆听过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在抗大讲课，后来成为一名领导干部，为国家的独立和建设做了一些贡献，我觉得与在国民师范的这段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裴瑞昌口述，侯继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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