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产梁公砚文/韩秀良梁公砚是古代澄泥砚的一个优秀品种，产地在鱼台县谷亭镇。可考的生产时间，始于宋元时期，流行于明代，清初时工艺失传。今古玩界可见的传世古“梁公砚”还有一定数量。泥质坚细，*褐、灰白、砖红、淡绿等诸色都有，造型多样，常见的有三足鼎形、四足长方形等，烧制工艺较精，砚背多有铭文，少者只有“梁公砚”三字，多者达数十字。字为模印，常有“见海翁著”及“镇山著”“大明时”等字样。铭文内容多以崇儒劝学为主。梁公砚的产地谷亭，在元明时期是大运河上的著名闸口，南来北往的官、商舟船泊靠码头，逐渐发展成流动人口密集、较为繁华的贸易重镇，与附近的南阳镇先后属漕运管理官员重要驻节地。各色人等的频繁往来，给地方特产梁公砚的销售带来良好契机，也促使其在取材和制作工艺上更加精良。泥质上佳的梁公砚在当时非常受人珍爱，据存世及新出土梁公砚的铭文来看，明代的王公大臣、文人学子们纷纷订制该砚或为之题铭，如明代治河名臣朱衡（号镇山）、翁大立（号见海），以及其他诸多在砚上留有款识的文人学子。据一传世梁公砚上“敕赐承训书院制”铭文来看，鲁王治下的曲阜承训书院也曾订制梁公砚。达官贵人的参与，进一步助推了梁公砚的名气和销量。这也解释了传承数百年的梁公砚为什么到明朝时突然产量大增。传世梁公砚在国内分布区域较广，特别是在苏杭宁津等运河沿线重镇多有发现和收藏，也正是因其产地处于漕运码头谷亭，梁公砚正是随大运河流转南北。按万历年间《兖州府志》中的记载，“出鱼台县”的良（应为梁字之讹）公砚“价值亦贵”，证明梁公砚在当时已经非常名贵，价值不菲。梁公砚制作的鼎盛时期，取材比较特殊，是采用侨居鱼台县谷亭镇的明代著名将领秦纮的尚书府地基泥所烧制。康熙时的编撰者对“就故秦尚书宅基取泥为陶砚”表示疑惑，就此问题，学界有“秦纮任边关守将时，曾筑内长城一条，长六百余里。长城砖烧制精密。也许，秦尚书建房时打地基所用的泥土，参用了长城砖的某些陶澄工艺，所以地基泥坚密细腻”的猜测。年秋，在谷亭银都小区工地施工时，集中出土十多方残砚，款识为梁公砚。其中，梁公砚常见铭款，如“镇山著”“见海翁著”，皆有发现。出土残砚多为四足长方形和三足鼎形，质地坚细，表面滑腻，色泽蕴润，触之手感极佳。今银都小区所在地为谷亭老城区，出土砚台之地应为原制砚作坊所在。该发现与各种古文献中记载吻合，以出土实物证明梁公砚产地乃鱼台谷亭无疑。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中记载的“曾几何时，而砚亦无有也，然纮之名臣则千古矣！”“往时上台索之尽，近无有藏者。”可见清初时的鱼台境内已经看不到梁公砚，其制作工艺显然已失传。失传缘故，最大可能是因为明末清初时的天灾人祸。该时期的鱼台地域，水、旱、蝗、疫以及兵乱的记载不绝于书，甚至达到“人相食”“死亡相藉”的地步，加之传统习惯决定了梁公砚的制作方法、特别是关键工艺不大可能被多人掌握，乱世中导致“失传”，虽殊为可惜，但并非不可思议。古文献中关于梁公砚的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物产·货帛之属·东鲁柘砚》：“良工砚：比柘砚又佳，间有精制殊绝者，价值亦贵，出鱼台县。”清康熙三十年《鱼台县志·风土·土产·货物之品·梁砚》：“昔有梁姓者云，就故秦尚书宅址取泥为陶砚，文理莹腻，色碧绿，谓之梁公砚。往时上台索之尽，近无有藏者。而故秦尚书亦无考。或曰即秦纮，但时未甚远，不应基便陶砚，又不应并砚无遗也。”清康熙三十年《鱼台县志·人物·寓贤·秦纮》：“谷亭有秦尚书基，梁氏取其泥以陶砚者也。岂纮卒，子孙遂去欤？曾几何时，而砚亦无有也，然纮之名臣则千古矣！”清乾隆二十九年《鱼台县志·旧迹·赤琖显忠墓》中记载：“赤琖显忠墓，在治北二十里大聂村之原，有墓碑，俗谓之九女碑。云梁公烧砚窑在墓旁。”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