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警察拦下过往车辆准备检查人们出行的“自我声明”。詹尼·斯基基/摄（新华社发）
海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新华社记者胥晓璇/编制
3月29日，在意大利阿尔巴附医院，护士为重症监护室做准备。新华社/法新
中国姑娘魏玲（化名）即将拥有一个女儿。医院离家很近，孕产楼层之上的两层，住满了新冠肺炎患者。
她在意大利，这个有着多万人口的欧洲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10万。两个月前，这个数字还是3。到格林威治时间3月31日凌晨4点26分，这里人因病*死去，死亡率为全球最高。治愈例。
早在2月25日，《自然》杂志评论文章指出这种有着冠状突起的病*将掀起一场世界级的传染病，“势头无法阻止”。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流行病。到今天，病*蔓延至个国家，人感染，人死亡。
意大利处于全球疫情的漩涡之中。该国一名一线医生形容“仿佛突然被一场海啸袭击”。这里的决策者和医疗工作者试图向中国寻求经验和帮助；而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意大利教训”正越来越多地存在于媒体报道和论文之中。
一
在席卷全球的风暴中，意大利的情况特殊。它的老龄化程度在全球仅次于日本，是欧洲“最年老”的国家——超过23%的居民在65岁以上。
在此次意大利疫情中，受害最深重的也是老人。截止到2月29日，意大利新冠病*感染者中，50岁以上的老人占73.1%。这其中又有一半在70岁以上。他们大都患有或多或少的基础疾病。
魏玲熟悉这些老人。他们漫步在街头巷尾，不因为年龄而放弃享受生活，喜欢午后牵着小狗站着啜饮一杯浓缩咖啡，和同样上了年纪的伙伴悠悠聊天。走路需要人搀扶的老太太，也要在裙子下露出穿着丝袜的腿，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
魏玲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优雅老人”。年春天，她抱怨膝盖不舒服，魏玲建议她将裙子换成裤子，她拒绝了。
老太太决定去社区诊所看看膝盖。她1月初挂号预约，被告知将在5月看上病——那时天气已转暖，她的疼痛很可能已经好了。
在意大利居住久了，魏玲习惯了医疗系统漫长的预约等待时间。年以来，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在意大利建立起来，家庭医生、社区看诊和大病治疗费几乎全部可由国家负担。但也可能是因为如此，排队看病的人总是很多。
这个春天，卫生系统早已经感觉到了额外的压力。3月3日，意大利疫情呈燎原之势时，年12月底的情况才出现于本地报纸《共和*人》报端——49岁的意大利医生帕格利亚回忆起，医院接受了格外多的肺炎病人。当时，新冠病*感染并未作为检查选项。那时他预感到未来人数还会增多，于是给自己的急诊室增加了18个床位。
意大利的大多数媒体上，病*“不过是一场大型感冒”的论调曾十分流行。医院临床生物学、病*学和应急生物诊断学实验室主任吉斯蒙多公开表示，因为意大利的医疗条件和收入水准，“无需对中国武汉的疫情紧张或过度警惕”。
吉斯蒙多所在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区域之一，贡献了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其中米兰占全国的10%。截至3月29日，伦巴第大区确诊病例例，占全国确诊病例的近一半。
“新冠病*，并不致命，但传染性极强。社会越是医疗发达，人口集中，病*传播越是放肆。”米尔科·纳科蒂医生在论文中说。
他是伦巴第大区医院麻醉科、儿科急救医生，也曾参与过“无国界医生”，见过埃博拉如何传播。病*在意大利发展的态势仍让他惊讶。医院位于贝尔格莫，确诊病例比米兰还多。
他与9位同事认为有必要发出前线的呼声，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从意大利新冠疫情和人道灾难暴发中心发出的呼吁》。
医院，张病床中的张为新冠肺炎患者所用，ICU床位中70%预留给具有一定存活机会的重症患者，不够。医院，ICU的床位翻了两番，仅限新冠肺炎患者使用，不够。
纳科蒂和同事们目睹着“病人需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获得一张急救病床。年老的病人孤独死去，无法获得心肺复苏治疗，也没有接受姑息疗法。”在整个伦巴第大区，“医院过于拥挤……病人躺在床垫上，床垫置于地板上。卫生系统勉强维持新冠肺炎外的常规服务，孕期检查和接生甚至也受到影响。”
这是一场硬仗。医院的药物、呼吸机、供氧和防护装备不足。医院，医生开始自制呼吸机：以潜水面具为基础，借助3D打印，接上氧气瓶使用。
贝尔格莫大学研究团队3月20日发布在《柳叶刀》上的模型显示：自“1号病人”出现以来，意大利的感染总量一直高速增长。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到4月中旬，全国病床缺口将超过张。
ICU也告急了。发表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指出，意大利病*感染者的16%进入ICU治疗，远高于中国5%的比例。造成差异的原因尚难以确定，研究者猜测“可能与人种和年龄有关”。一项发表于3月13日的研究预测，到3月20日，全国将需要张ICU床位。一周后，现实与预测重合了。
伦巴第大区，退休医生和毫无工作经验的医学毕业生同时被“征召”上前线。医院，医生们“直到每天下午5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当中谁将能够工作，谁将被隔离，谁将会住院”。
纳科蒂医院是如何成为“感染的中心”的：医院，感染者和未感染者挤在一起。病*也搭上了急救车，在车厢和运输人员的躯体间传播，随着地区系统接送病人在整个大区内自由流动。不少医务工作者成为无症状感染者，或即使表现出症状，也无人能顾及。
“这进一步增加了抗疫一线的压力。”超过62名医生与护士在这场战“疫”中牺牲。这其中，两名护士选择了自杀，一位离世前已有高烧症状，一位确诊感染。
3月7日，意大利医学伦理权威指导机构，意大利麻醉、镇痛、复杂和重症监护学会（SIAARTI）发布了8页的行动指南。指南指出，“先到先得”的原则恐怕不适合此时的意大利了，要以“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先，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需要保证——那些有机会被成功救治的病人先获得急救。”
他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标准，用于决定哪种病人率先获得急救，拥有使用呼吸机等医疗资源的机会。标准包括：病人是年老还是年轻，有没有基础疾病，身体强健还是脆弱，以及抢救成功后预计还能存活多久。
指南要求，医生间应该广泛传阅这份新的资源分配标准，并详细告知病人，以此让一线医生作生死抉择时“摆脱情感和道德压力”。
文件在国际医疗界引发巨大伦理争议。而在意大利一线研究者和医生3月发表的论文里，对更新资源分配标准的讨论早已多次出现。
“我们在战时。”一篇发表于3月13日的论文指出，“在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中。”
二
“西方医疗系统的基础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服务，但对抗疫情需要我们改变这种思路，转为以社群为中心。”纳科蒂医生在论文中表示，“扭转这场灾难的局势，只能依靠启动全方位的卫生服务。抗疫措施需要面向整个国家，医院。”
医院之外，社区不容乐观。殡葬业不堪重负，棺材堆积在米兰城外的一座小教堂内，致使教堂暂时关闭。数个监狱发生暴动，造成至少6名囚犯死亡，大约20名狱警和医护人员受伤。城市心理医生的热线被打爆，一位母亲聊了一个小时，想知道孩子的发烧是否源于肆虐的病*。
“医院不是最危险的地方。”一位一线医生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头也不抬地说，“外面才是。”
贝尔格莫大学团队对比了中国湖北省新冠疫情发展的趋势，建立了疫情在意大利发展的模型。他们发现，新增病例有可能在未来衰减，然而他们认为，中国“以牺牲经济的代价”执行隔离的力度，不一定能在意大利实现。
孔特*府采取了逐步加紧的措施。2月20日“1号病人”出现后，意大利*府设立了“红区”。“红区”内，全民隔离，*队防守，违规出行可面临约合人民币元的罚款至3个月监禁。到3月，“红区”的范围从意大利北方的几个城市，扩展到整个伦巴第大区。“封城”前，该地区几处火车站出现了逃离的人潮。
至3月28日，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出现两个月后，全国“与国民生活无关”的商业和生产全部关停。旅游业停摆，威尼斯与罗马的博物馆空空荡荡。演唱会和足球联赛延期，与娱乐、体育相关的国际转播订单也全部暂停。宝马在意大利全线停产，工作人员在家办公。米兰，所有走秀取消，衣香裙影不再闪现在街角。时尚巨擘乔治·阿玛尼公开表示：我很担心。
即使如此，孔特*府仍然受到了反对*派的猛烈攻击。“我们每一步都做到了，可都晚了。”一位反对*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病*永远先我们一步。”
病*紧逼之下，这样的交锋并不少见。孔特曾公开批评伦巴第大区处置疫情不当，而大区负责人则回应：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欧洲医药科学评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意大利，卫生系统高度去中心化，区域决策者享有更多管理和组织的权力。中央*府制定全国医疗保障计划，但从疫苗接种到流行病防治，各地的执行并不统一。
在检测病*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立场一致。孔特*府在全国紧急征召24个病*实验室，负责病*核酸检测。而伦巴第大区采用了被媒体称为“激进”的检测原则，对无症状患者也进行病*检测。但是，这也遭到了一些来自反对*派的批评，称之为“加剧恐慌”。
一些*客试图挽留经济的活力。2月27日，意大利民主*领袖尼古拉·津加雷蒂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朋友聚餐的照片：脸颊被酒精熏得泛红，笑容灿烂，亲密碰杯。当天，全意大利的确诊病例上升至例。10天后，这个数字升至例，其中包括津加雷蒂自己。
“这杯开胃酒敬米兰！”他的配文说，“我们不要丢了习惯，意大利和米兰不可阻止。”与此同时，“不要丢了习惯”的口号在社交网络上传播。
“我们的习惯得改了，现在就要改。”总理孔特在3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三
改变习惯并不容易。人们并不总是能一下子就意识到，新闻里的病*与自己有关。
波兰卡特维玆大学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试图探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