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公元5世纪造像的高峰，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流传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而近日，云冈石窟迎来新的学术高峰——云冈人用7年时间，栉风沐雨，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一举推出20卷本60万字的煌煌大书《云冈石窟全集》。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这部大书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发现，填补了云冈石窟研究若干历史空白，成为“云冈学”新的里程碑，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民族“争气工程”。
对山西乃至全国来说，《云冈石窟全集》的面世，是年一个文化事件。为什么要用长达7年的时间编撰一部书？这部大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编撰这部全集经历了哪些艰辛故事？山西晚报记者走进云冈，了解这部大书诞生的前后过程。
20卷《云冈石窟全集》出版了，云冈人扬眉吐气了一把，都为这项“争气工程”欢欣雀跃。在这套全集背后，还有一位幕后功臣，他叫李尔山，是大同市的文化名人。正是因为他的牵线，让云冈人有了“圆梦”的机会。提起这段特殊的缘分，李尔山说道：“我非云冈人，但是云冈友，为能与全集有这份因缘而深感快慰。有道是：虽无西厢月下福，乐做红娘也由衷。”他又如是评价：应站在世界文化角度去看云冈，《云冈石窟全集》是“云冈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牵线搭桥，只因为对云冈石窟深深的爱
青岛出版集团，旗下有上市公司“城市文化”，实力在业界首屈一指，《云冈石窟全集》即由该集团鼎力支持投资出版。熬过漫长的7年，终得“正果”，对出版方和云冈人来说，虽然历经艰难，这也收获荣光。在这件事上，双方都感谢一位“媒人”，那就是大同市知名文化学者李尔山。正是经过他的牵线，强强联手，才促成了20卷全集的问世。
事情得从年说起。当年，当代著名作家、中国文化史学者冯骥才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基于对大同所拥有的雕像艺术，是中国目前遗存作品跨度最广、形象最全面的判断，认为大同是“中国的雕塑之都”。为此，大同市邀请冯先生主编《大同雕塑全集》。为了配合这套书的出版，大同专门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李尔山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一职，协调有关方面和各分卷专家之间的工作。从年到年，李尔山大多数时间，就工作在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大同雕塑全集》的第一卷就是《云冈卷》，那时候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带着他的团队，到天津编书。他们都很敬业，也很专注，明显看得出来对云冈石窟倾注了很多爱。”李尔山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当这套书出版后，立刻引起青岛出版集团的注意，时任集团董事长孟鸣飞专门赴天津走访冯骥才，冯骥才安排李尔山介绍《大同雕塑全集》。“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琢磨，青岛出版集团是当时国内出版界的领头企业，能不能联合起来，为云冈石窟做点事呢？”李尔山笑着说，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同人，对云冈石窟有着深厚感情，非常希望为云冈石窟做点事。
李尔山随即联系了张焯，希望他作为《云冈卷》的代表，来介绍云冈。“这样，孟鸣飞就和张焯在天津见面了。张焯院长说到日本当年出过云冈大书，然后又说云冈也应该出一套全集，没想到孟鸣飞听到后当即表示，‘这件事情好，如果能出来这套全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件好事、幸事！’”但当时，出全集仅是憧憬，毕竟出这样一套大书，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要有文化的积累和巨大的时间成本来做这件事。
从初秋到初冬，时隔两个多月，李尔山接到张焯的电话，说青岛出版社发出邀请，邀张、李二人访问青岛，双方正式约谈共同出版《云冈石窟全集》的事宜。李尔山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年的11月份，青岛下了一场大雪，但他和张焯心里都特别暖，而且满是豪情：云冈石窟要有属于自己的全集啦！
“云冈学”终于立了起来这套书把云冈石窟的家底理清了
如今，提起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专业人士都会把它们称为“云冈学”，对于这样一种学术称谓，李尔山这样说：“敦煌有学，云冈当然也应该有学，关键要看能不能立起来！”他说：“云冈有‘学’，坦率地讲是源自日本人的‘见识’。上世纪之初和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发现并全面考察了云冈石窟，那是中国最为动荡的时期，学术凋零，于是落下个‘云冈石窟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历史话柄。”随后，第一个进入云冈石窟的中国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陈垣，他研究了中国历史典籍中对于云冈的记载，以及北魏云冈译场对于佛经的翻译，理清了石窟开凿者沙门昙曜在经学上的贡献。李尔山说，“陈垣的拓荒是了不起的，可称‘国学踏入云冈第一足’，但比之日本人对云冈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陈先生的研究还是侧重在外围。”
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是真正第一个进入云冈石窟核心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也是本土云冈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只可惜，宿白之后，人们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都是断断续续的，鲜少有深刻认识和理论，造成云冈学先是“有外无内”，后则“有基无建”，直到这部《云冈石窟全集》面世。
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李尔山说：“张焯将云冈学引进了一个新阶段，他历经4年撰写了《云冈编年史》，将云冈学和中国史学相结合，讲清楚了云冈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关系，这本书已经成为大家研究云冈的工具书。《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现，更是在宿白先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冈石窟研究的新成果，成为一本大而全的云冈宝典。这是一个大功德。”一说起《云冈石窟全集》，李尔山就激动万分：这是云冈人在宿白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大厦，是云冈学重要的里程碑！
“以前我们研究云冈，只知道大概，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云冈的家底。利用现代化技术，完整地记录了云冈石窟群的整体布局、外部形态和尺寸数据，哪怕是石窟边边角角的模样，都能清晰地了解到。再者，这部全集是在一系列新的考古获得新发现、取得新认知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年至年云冈石窟共进行过五次考古发掘，所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都被收入全集之中，全集的内容更加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博和全面。从图像，到线描图，再到各类雕凿杂什的图像资料，形成了全新的精准的宏大数据系统，使全集真正具备了唯一性。”李尔山激动地说，“过去说日本大书全，其实它压根就不全。以前数据显示，云冈石窟内的佛造像余尊，而新全集所载，佛造像达到了余尊。这就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啊。从考古的角度来讲，多一尊佛像也是不得了的。现在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终于把云冈石窟的家底理清了！”
未来可期，应站在世界文化角度去看云冈
作为幕后功臣之一，李尔山从未邀功，只是对于云冈学的研究还有更深层次的期许。在他看来，大众认识云冈石窟的站位要高，要站在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有着年历史的石窟，“云冈石窟不仅仅是北魏王朝、民族融合的一种标志，更多的内涵应该是世界价值！”
多年来，李尔山对于云冈石窟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有着自己的看法，“上个世纪，有个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是个著名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对中国西域的研究很深刻，认为世界文化主要分为中华文化板块、地中海文化板块（包括罗马、希腊、埃及）、印度文化版块和伊斯兰文化板块。这四大文化板块真正发生撞击和融合的地方，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中国段，大家彼此交融，文化相互碰撞。”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传入中国，而开凿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阅尽沧桑，见证了丝绸之路十五个世纪的繁荣和兴衰，所以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很高。
从世界艺术史的角度来讲，李尔山表示，佛教在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一路向北，和古希腊雕塑艺术在犍陀罗相撞，然后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进入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现象。“云冈石窟是现存最典型的雕刻艺术，其风格是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它应该是世界雕塑艺术中最重要的节点，独树一帜，非常重要。对云冈的研究应该是高层次的，是国际性的。非常欣慰地看到《云冈石窟全集》打开了这个‘魔盒’，我也希望在未来，云冈人能有更让世界注目的成果，这也是很多人的心愿！”
山西晚报记者孙轶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