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按：继《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晚夏殷商八百年》“上古中国时代”三部曲之后，历史学者李琳之关于史前中国总结性大著《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年11月
长期以来，我们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被华夏正统视为文化落后的“戎狄蛮夷”都自认为是“三皇五帝”的后裔？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戎狄蛮夷”像飞蛾扑火似的要不断地逐鹿中原？李琳之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发现，自裴李岗文化至西周时期，中原族群的融合变迁可以明显地分成分流与汇聚两个阶段，“华夏”族群经过了从传说时代到夏、商、西周——总计年的民族融合演变史。在《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中，李琳之第一次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作为重大历史问题提出，并且完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全书以考古成果为核心资料构建上古史体系，开拓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
下文是《山西晚报》就《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出版专访作者李琳之的第七部分内容：
《山西晚报》：从考古学证据上看，商以前有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这个国家是否是“夏”存在疑问。或者说，“夏”的名字是不是周人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创造出来的。且“夏”文化很多内容很可能是周文化的伪托嫁名。
李琳之：夏朝的存在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被有些人故意操作就变成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首先，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夏朝是存在的。殷商的甲骨文中的确没有发现“夏”字，但甲骨文中发现有“西邑”这个词，它明确指代是“大邑商”西边曾经存在的一个政体，而在古文献中，西邑同夏是连在一起的，如《尚书·太甲》：“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清华简·尹诰》作为战国时代原汁原味的的文本，也有相同的记载，而且直接把“西邑”称作夏：“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
其次，考古也的确发现了商以前在其西面存在着“二里头”这么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而且是唯一的。不论是从时间、地点，还是从文化内涵上，它都与我们所说的夏朝契合。如果你承认逻辑推理理论，你就不能否认夏朝的存在。
至于在甲骨文和二里头遗址中没有发现“夏”字，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我觉得是很荒谬的。“夏”是名，二里头是实，也就是说，不能用没有发现“夏”名这个事实来否定“夏”代表的二里头这个实体的存在。
也许像你说的，“夏”字有可能是周人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夏”代表的这个实体是存在的，不管殷商叫它什么，都不能否认它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夏”只是周以后古人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名称而已，真的不重要。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无需在名称上过度纠缠。
《山西晚报》：在您书中，以考古发现为依据，为读者梳理了一条上古华夏文化发展的脉络，对华夏起源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但同时，这种合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合理。因为先民文化遗址发现再多，与原初生活的广袤场景来说，仍然无法相提并论。这种“管中窥豹”式的解读是否科学？或者说，从“一滴水”真得能认识“大海”？
李琳之：你说得对，先民文化遗址发现再多，与原初生活的广袤场景来说，仍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过，我在书中也说了：“这本《何以华夏》是在前三本书（《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晚夏殷商八百年》）的基础上写作而成，是对前三本书所构建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一个延伸、总结和升华——实际上是对华夏民族、华夏国家怎样滥觞、怎样形成这一终极问题做出的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终极回答。”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这种描述是一个粗线条式的大框架勾勒，是对成千上万的上古时代遗址中公认的那些有代表意义的大型遗址发生、发展、壮大、废弃，及其前后左右之间关系的梳理勾勒，基本上可以看出这年华夏形成的大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这种“管中窥豹”式的解读应该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至于我是不是从只对“一滴水”的认识来反映大海，我认为不是，至少是从大海中不同区域不同深度部位，舀取了若干滴吧（一笑）。
第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解读，主观因素肯定存在，肯定不能完全反映这年历史的真实面貌，甚至出现误读误解的现象也在所难免。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重要的是，我做了，不说会由此加深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至少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对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山西晚报》：古史实渺茫难寻。您的书中，也有很多“或许”“可能”之类的词。这样的猜测之语，对本书的学术性是不是造成了某种损害？
李琳之：以前的几本书，我很少使用这类术语，但因此招来不少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闭门反思，我觉得质疑者说得不无道理。因为我是一个主观客体，我写出来的东西属于主观认识范畴，属于我的一己之见，距离真相总会有一定的距离。即便我很严谨，书中每句话，每个论点，都言之有出，言之有据，言之可查，但是我所引述的这些资料和证据大多也是来自文本资料，也属于主观范畴，并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所以用“或许”“可能”这类词语，更符合研究所必需的科学精神，也更严谨。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够掌握绝对真理，那些自称是真理化身的人，最后都由神话变成了笑话。
《山西晚报》：看完这本书，了解了考古学视野下的华夏早期历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国上古史籍和上古历史。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上古史是华夏文明的基石，奠定了中国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家国观。但通过考古发现，上古史很多并不真实，对这些基本观念形成很大冲击。
李琳之：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文化和历史是两回事，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的古史记载并不是历史而是文化，是我们先人对历史的加工和创造，是依据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家国观对上古历史的再创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再创作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祖先事迹的捏合、虚饰和夸大。考古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大体还原华夏先人生活的历史概貌，让我们后人逐渐追踪到他们真实的历史足迹。（全文完）
——原载《山西晚报》年12月22日，有增删。
《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自年11月出版以来，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第年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中国出版集团年度优秀主题出版物》（40种）、人民日报图书馆“金台好书榜（年3月）”等好书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