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两派武斗的高峰，爆发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会前两派都在探听来自北京的消息，试图通过中央对山西干部的安排调整（特别是派性代表人物）来揣测本派的运势。
▊中共九大胜利召开
等到“九大”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一公布，两派的后台领导人物都名列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意识到中央并没有裁决两派谁对谁错、谁胜谁败的倾向，于是都把凭实力“枪杆子里面夺*权”作为现实的选择。于是，伴随着“九大”“团结胜利”的歌声，晋中大地武斗全面开花，并迅速升级，直到同年“七.二三”布告下发，部队强制收缴武器全面制止武斗，历时近四个月。
▊九大中央委员名单
在这一时段里，晋中各县“兵团”派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把“总站”派打得节节败退。但是平遥不一样。平遥因为陈永贵一九六七年八月曾专程到平遥城处理所谓的“八.七反革命暴乱”事件，支持“总站”派掌控了平遥大权，所以其它各县“总站”派领导干部和造反派骨干纷纷撤退到平遥，平遥遂成为晋中“兵团”派号称“十三县联*”联合攻击的最后一个目标。
▊红总站袖章
当时的形势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晋中乃至全山西最大的武斗即将在平遥爆发。武斗的阴云混杂着隐隐而来的血腥味弥漫在平遥古城。
那时我就在平遥城里，熟知这一切。我是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校址在平遥）一九六六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前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因自己出身“红五类”、又是班干部、好学生，因而被学生们推举为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平遥形成两派后，我们站到“总站”派一边，成为派性斗争的一支骨干力量。
▊红卫兵小将
一九六七年“八.七”事件中，陈永贵被围城隍庙，我率领部下死守城隍庙保护陈永贵。“总站”派掌权后，我成为农机校“革委会”领导，同时任平遥县“红代会”副主任。武斗期间，我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住在平遥城里。
记得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底，在晋中各县“兵团”派武斗队准备联合攻打平遥的态势下，由晋中“核心组”领导任井夫、王振国等召集“总站”派各县“核心组”领导和造反派头头，在原平遥县委的一个会议室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形势，商定对策。
▊平遥县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撤退，认为“总站”剩余力量在平遥抵挡不了“兵团”的联合攻打，主张放弃平遥，撤退至昔阳县保存实力，以图陈永贵支持东山再起。
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平遥，认为平遥是“总站”派在晋中平原的最后阵地，如果放弃，整个晋中势必形成“兵团”一派掌权的局面，以后即使陈永贵支持也不好办了。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平遥县核心组长郑履清提议让我发言。
▊时任平遥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曲竖起草的文件
我虽然在参会人员中是最年轻的，但因保陈永贵有功而名气很大，所以我的发言引起会议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