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3月，山西大学收到一封特殊来信，一封来自40年前的老校友《致母校的信仰答卷》。作者以真切的情怀，生动的故事和流畅的文笔，向母校反馈汇报了40年前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40年来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洋洋5万多字，洋溢着一位山大学子对母校的感怀之情和对信仰的忠诚之心。
宿青平是山西大学哲学系78级学生，在校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年以优异成绩被选拔到山西省委组织部，29岁出版《干部结构管理》理论专著，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年他满怀使命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先后担任侯马市委副书记、临汾市尧都区区长、市住建局局长，几十年来直面各种挑战与矛盾，始终坚守信仰，牢记使命，不计荣辱得失，甘居县级岗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和点点滴滴的探索奉献，回答了一个青年学生树立什么信仰，一个共产*人如何坚守信仰的时代课题。
宿青平40年的信仰之路，代表了一代山大学子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追求，也检验和反映了山西大学传播教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社会效应。更为难得的是，宿青平在退休之际，仍以不忘初心的情怀，给母校奉献了一份具有人生价值的信仰答卷，信中围绕坚守信仰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和所提供的理论思考，令人触动，发人深省，为新时代加强大学思想*治教育和理想信仰教育提供了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治工作座谈会上，对大学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发表了重要讲话，给新时代大学教育指明了根本方向。为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加强理想信仰教育的讲话精神和纪念五四运动周年大会上对青年一代的信仰要求，把山西大学办成新时代的信仰之校、理想家园和人生起点，现将宿青平《致母校的信仰答卷》予以刊发，在全校广泛开展理想信仰大讨论，燃起新时代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高举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的时代之光。
山西大学
年5月
宿青平致母校的信仰答卷
尊敬的母校：
我是山西大学哲学系78级的学生。当年在母校时，曾交过学业上的答卷，今天交给母校的是人生和信仰的答卷，写了整整40年。
40年前，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大门走进了母校。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诸多改变命运的大事：全国恢复高考，全国科学大会，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如今，40年过去，伴随一件件大事的发生，中国已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强盛。我们这代人也伴随国家的沧桑巨变，履行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母校有无数学子，学生只有一个母校。回想一生，我们的一切皆源于母校，源于老师。40年追求奋斗，肺腑情怀，最后回报给母校和老师，以报教育之恩。
一
刚入校，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大学。记得报到的时候，看到学校那样艰苦，公寓很破旧，住的上下铺，吃的咸菜和窝头，瞬间颠覆了我想像中的大学梦。好几天我揣着粮食和户口迁移证，一直没办入学手续，甚至产生退学的念头，只是找不到合适理由，才纠结地走进教室，悄悄坐在最后一排去听课。当时，*治系已开课一周，那天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黑板上赫然写着“世界是什么”几个大字，我一头雾水而又充满惊奇，这时方才朦胧感到大学的真谛。
我生于年，父母是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因忙于工作，我和我弟都跟外祖父母在农村生活，从小就学会挑水砍柴，春种秋收，包括缝补衣服的农家活。小学条件艰苦，但老师们大都是师范科班，中学时的老师多是大学学历，还有北师大毕业的，虽然学校常有社会劳动，老师还是给了我们扎实的基础教育。年高中毕业后，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被分配到蒲县境内吕梁山的克城林场插队。那时，我心中的世界，就是我们劳动生活的“朝阳沟”，就是大山深处的树木和森林，还有每天跟着老工人伐木、集材、育苗、栽树的苦与乐。当年，场领导很重视对我的培养，*支部书记郑林泉、支部委员闻有家亲自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立志“扎根山区干革命”。我树立的第一个人生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放映员，能让身处大山的师傅和知青们多看几场电影。至于大山之外是什么，几乎没有见识过，也不会去思考。
当时，整个社会还处于重劳动、轻知识的年代。年参加高考时，知青们每天都在劳动，连复习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几百名知青只有4人被录取。我怀着对林场和知青生活恋恋不舍的心情走进了大学，并没有人生改变的新奇之感。正是入校后那堂似懂非懂的哲学课，把我的思维和眼界从狭窄的山沟，带向了可以感知宇宙、地球和人类生活的大世界。年，我所在的*治系分设为哲学、经济和法律三个系，大多数同学都报了热门的经济和法律，我第一个报名选择了哲学系。
我的大学四年就是在哲学中度过的，我一生所拥有的精神世界都来自于哲学，来自于母校和老师所给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直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给我们讲授哲学原理的梁鸿飞、边士江、冯菊盛老师，讲授哲学史的魏宗禹、郑开湘、李凤山老师，讲授自然辩证法的杜镇远老师，讲授经典原著的余维琮、冷允清老师，讲授中共*史的李贵仁、阎肃、张广汉老师，讲授国际共运史的申震中、艾思超老师，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的张海山老师，讲授*治经济学的赵才、徐兰老师，讲授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陈敬泰、薛婉英、毕富生老师，讲授认识论专题的张恩慈教授，还有我们提着马扎挤在中文系教室过道旁听国学，让学生在古代诗词中陶醉迷倒的靳极苍教授……
最让我怀念的是，我的恩师、同学们极为尊敬的系主任陈绍兴教授，他的人格、他的学识、他的治学，他对学生的关怀，给我们树立了一生不倒的人格形象，他对我偏爱有加，毕业后常到省委大院来看我，嘘寒问暖。我很想念我们系总支书记刘翠兰教授，她的人品、她的谦和，她爱生如子的母爱，让我们终身温暖。我很想念我们的班主任李荣栋、李素芳老师，他们几乎与我们朝夕相处，用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启蒙。那时李素芳老师家住省委*校的平房，星期天抽空就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忘不了省社科院秦谱德研究员，他是山西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周末我常去拜访，他讲述的人生和社会故事，让我的治学与社会密切相联。此时此刻，当我面对母校，感恩老师的时候，我的恩师陈绍兴教授已于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已是尧都区区长，幼稚地认为还没做出可以告慰老师的事情，竟然没去太原为他送行。当晚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跪在区委大院的一棵桐树下，为他斟了一杯酒，朝着北方向老师叩了三个头。
一所大学，一批老师，一群学生，短短四年，就可造就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大学四年，我阅读了大量哲学原著及与哲学相关的书籍，在哲学及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接触中，了解了宇宙的运动，地球的演变，人类的产生及其文明的发展，第一次获得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奠定了我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那么容易。当时，正值否定“文革”，连毛泽东都已走下“神坛”，人们似乎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为了寻求确立信仰，我从理论上通过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从历史上通过古今中外，尤其是近代以来无数前人寻求真理的奋斗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最终，我没有找到任何一种理论能比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对中国、对人民更有利，更能让我看清和读懂世界。尽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和主张，因历史局限不再适应，但这丝毫无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精髓。由此我才得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误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自觉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中国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命运的联系如此紧密。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我们这批人年龄悬殊很大，有十几岁的应届生，有三十多岁的往届生，大都是参加工作或有社会实践经历后才走进大学的。一入校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少考虑个人前途和就业，几乎过着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很多同学甚至连假期都舍不得回家，恨不得用全部知识武装自己，为国所用。大三开始，我已不满足教学大纲的内容，开始走上学研结合的自学之路。当时，我选择了更具思维挑战的“哲学学”课题，试图重新破解哲学发展规律。我的学士论文《哲学形态的历史演变》，曾预测哲学的未来将构建“实践哲学”，当时指导老师担心我的观点有理论风险，让我另行选题，又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标志》。无独有偶，后来得知吉林大学哲学系与我同届的甘易也在研究“哲学学”，毕业后曾出版《哲学学导论》。这些对哲学的理性态度和反思性研究，促使我在思维方式上更快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由具象向抽象，由盲目向自觉的重大转变，进一步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依据、核心价值及其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开始形成“实践第一”和“人民至上”的思想倾向。
刚入校时，正值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一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一开始就在哲学思考中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