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山西大学收到一封特殊来信。一位40年前的山大学子以对母校的感怀之情和对信仰的忠诚之心，向母校递交《致母校的信仰答卷》，反馈汇报了40年前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40年来践行信仰使命的心路历程，引发强烈共鸣。
宿青平是山西大学哲学系78级学生，在校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年以优异成绩被选拔到山西省委组织部，29岁就是全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年他满怀使命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先后担任侯马市委副书记、临汾市尧都区区长、市住建局局长、临汾市市长助理，几十年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甘居县级岗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和点点滴滴的探索奉献，回答了一个青年学生树立什么信仰，一个共产*人如何坚守信仰，践行使命的时代课题。
更为难得的是，宿青平在退休之际，仍以不忘初心的情怀，给母校奉献了一份具有人生价值的信仰答卷，信中围绕坚守信仰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和所提供的理论思考，令人触动，发人深省。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部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的指示精神，现将宿青平《致母校的信仰答卷》予以刊发。
宿青平致母校的信仰答卷
尊敬的母校：
我是山西大学哲学系78级的学生。当年在母校时，曾交过学业上的答卷，今天交给母校的是人生和信仰的答卷，写了整整40年。
40年前，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大门走进了母校。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诸多改变命运的大事：全国恢复高考，全国科学大会，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如今，40年过去，伴随一件件大事的发生，中国已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强盛。我们这代人也伴随国家的沧桑巨变，履行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母校有无数学子，学生只有一个母校。回想一生，我们的一切皆源于母校，源于老师。40年追求奋斗，肺腑情怀，最后回报给母校和老师，以报教育之恩。
一
刚入校，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大学。记得报到的时候，看到学校那样艰苦，公寓很破旧，住的上下铺，吃的咸菜和窝头，瞬间颠覆了我想像中的大学梦。好几天我揣着粮食和户口迁移证，一直没办入学手续，甚至产生退学的念头，只是找不到合适理由，才纠结地走进教室，悄悄坐在最后一排去听课。当时，*治系已开课一周，那天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黑板上赫然写着“世界是什么”几个大字，我一头雾水而又充满惊奇，这时方才朦胧感到大学的真谛。
我生于年，父母是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因忙于工作，我和我弟都跟外祖父母在农村生活，从小就学会挑水砍柴，春种秋收，包括缝补衣服的农家活。小学条件艰苦，但老师们大都是师范科班，中学时的老师多是大学学历，还有北师大毕业的，虽然学校常有社会劳动，老师还是给了我们扎实的基础教育。年高中毕业后，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被分配到蒲县境内吕梁山的克城林场插队。那时，我心中的世界，就是我们劳动生活的“朝阳沟”，就是大山深处的树木和森林，还有每天跟着老工人伐木、集材、育苗、栽树的苦与乐。当年，场领导很重视对我的培养，*支部书记郑林泉、支部委员闻有家亲自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立志“扎根山区干革命”。我树立的第一个人生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放映员，能让身处大山的师傅和知青们多看几场电影。至于大山之外是什么，几乎没有见识过，也不会去思考。
当时，整个社会还处于重劳动、轻知识的年代。年参加高考时，知青们每天都在劳动，连复习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几百名知青只有4人被录取。我怀着对林场和知青生活恋恋不舍的心情走进了大学，并没有人生改变的新奇之感。正是入校后那堂似懂非懂的哲学课，把我的思维和眼界从狭窄的山沟，带向了可以感知宇宙、地球和人类生活的大世界。年，我所在的*治系分设为哲学、经济和法律三个系，大多数同学都报了热门的经济和法律，我第一个报名选择了哲学系。
我的大学四年就是在哲学中度过的，我一生所拥有的精神世界都来自于哲学，来自于母校和老师所给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直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给我们讲授哲学原理的梁鸿飞、边士江、冯菊盛老师，讲授哲学史的魏宗禹、郑开湘、李凤山老师，讲授自然辩证法的杜镇远老师，讲授经典原著的余维琮、冷允清老师，讲授中共*史的李贵仁、阎肃、张广汉老师，讲授国际共运史的申震中、艾思超老师，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的张海山老师，讲授*治经济学的赵才、徐兰老师，讲授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陈敬泰、薛婉英、毕富生老师，讲授认识论专题的张恩慈教授，还有我们提着马扎挤在中文系教室过道旁听国学，让学生在古代诗词中陶醉迷倒的靳极苍教授……
最让我怀念的是，我的恩师、同学们极为尊敬的系主任陈绍兴教授，他的人格、他的学识、他的治学，他对学生的关怀，给我们树立了一生不倒的人格形象，他对我偏爱有加，毕业后常到省委大院来看我，嘘寒问暖。我很想念我们系总支书记刘翠兰教授，她的人品、她的谦和，她爱生如子的母爱，让我们终身温暖。我很想念我们的班主任李荣栋、李素芳老师，他们几乎与我们朝夕相处，用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启蒙。那时李素芳老师家住省委*校的平房，星期天抽空就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忘不了省社科院秦谱德研究员，他是山西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周末我常去拜访，他讲述的人生和社会故事，让我的治学与社会密切相联。此时此刻，当我面对母校，感恩老师的时候，我的恩师陈绍兴教授已于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已是尧都区区长，幼稚地认为还没做出可以告慰老师的事情，竟然没去太原为他送行。当晚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跪在区委大院的一棵桐树下，为他斟了一杯酒，朝着北方向老师叩了三个头。
一所大学，一批老师，一群学生，短短四年，就可造就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大学四年，我阅读了大量哲学原著及与哲学相关的书籍，在哲学及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接触中，了解了宇宙的运动，地球的演变，人类的产生及其文明的发展，第一次获得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奠定了我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那么容易。当时，正值否定“文革”，连毛泽东都已走下“神坛”，人们似乎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为了寻求确立信仰，我从理论上通过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从历史上通过古今中外，尤其是近代以来无数前人寻求真理的奋斗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最终，我没有找到任何一种理论能比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对中国、对人民更有利，更能让我看清和读懂世界。尽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和主张，因历史局限不再适应，但这丝毫无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精髓。由此我才得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误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自觉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中国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命运的联系如此紧密。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我们这批人年龄悬殊很大，有十几岁的应届生，有三十多岁的往届生，大都是参加工作或有社会实践经历后才走进大学的。一入校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少考虑个人前途和就业，几乎过着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很多同学甚至连假期都舍不得回家，恨不得用全部知识武装自己，为国所用。大三开始，我已不满足教学大纲的内容，开始走上学研结合的自学之路。当时，我选择了更具思维挑战的“哲学学”课题，试图重新破解哲学发展规律。我的学士论文《哲学形态的历史演变》，曾预测哲学的未来将构建“实践哲学”，当时指导老师担心我的观点有理论风险，让我另行选题，又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标志》。无独有偶，后来得知吉林大学哲学系与我同届的甘易也在研究“哲学学”，毕业后曾出版《哲学学导论》。这些对哲学的理性态度和反思性研究，促使我在思维方式上更快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由具象向抽象，由盲目向自觉的重大转变，进一步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依据、核心价值及其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开始形成“实践第一”和“人民至上”的思想倾向。
刚入校时，正值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一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一开始就在哲学思考中强烈
信仰来自于哲学，来自理论思维的结果。恩格斯曾经讲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之巅，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科技革命，经济转型，乃至个人命运的转折，无一不是理论上的突破所引发。中国的大学无论哪个学科和专业，都设置哲学作为公共课程，但许多学生都把哲学当作“辅课”来对待，常听他们说，哲学抽象枯燥而不感兴趣，由此失去塑造人格信仰和训练理论思维的极好机会。问题不在学生，也不在哲学本身，而在于如何解读哲学，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哲学。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漫长思考中，形成了定性与定量认识事物的两种抽象思维，一是数字思维，二是理论思维，前者是数学，后者是哲学。哲学正确认识世界，数学准确认识世界，科学精确认识世界。信息时代已使人类进入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活，表面上看是技术进步，实质上是数学与哲学催生的时代。人们都为中国的航天崛起而骄傲，岂不知没有理论思维怎能认识太空，没有数字思维如何计算轨道。谁敢说网络世界的驾驭者、现代品牌的创立者，以及著名设计和经营大师不是“哲学家”呢？每一位具有重大突破的科学家最终必将成为哲学家。如今，那么多年轻人都是数字抽象高手，岂能没有理论抽象的潜质？只是我们总习惯把哲学当作教科书，常用灌输式的僵化方法去传播，让活生生的理论思维过度*治化、教条化和概念化，使学生只看到哲学的结论，不了解哲学的本质。除了死记硬背哲学概念，并没有掌握哲学思维。
其实，有头脑就有思维，有思维就有逻辑，有逻辑就有哲学，有哲学就有理论，有理论就有结论，有结论就有信仰。把哲学当作理性思维的训练和对大脑的高级开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认识世界，探索普遍真理的科学思维去对待，就会看到哲学存在于世界中，存在于生活中，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哲学当作理论思维来对待，毛泽东也非哲学科班，却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中学都未毕业，靠自学创立了自己独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前全国*协主席李瑞环也是工人出身，曾出版《学哲学用哲学》一书，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水平令人折服。现在，许多年轻人常常感到迷茫、浮躁、犹豫、困惑，难道不正是缺乏哲学的支撑，理论的支撑，主义的支撑吗？平时我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对哲学的误解和理论思维的欠缺，很明显地影响了他们对知识和人生的追求，以及认识事物的广度和深度。倒是那些迈入中年的人，有了社会生活的阅历，遇到判断是非，破解难题，选择取向的时候，方才感到理论思维的重要，常常带着醒悟的心情，不得不重新研究学习哲学。难怪近代辩证逻辑之父黑格尔说，哲学是到*昏才起飞的老鹰。但我认为，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哲学在“上午”也是可以起飞的。
哲学既是启蒙理论思维的钥匙，也是理论思维攀登的无限高峰。近代以来，人们常把哲学称为科学之母，是因为任何科学知识都是理论思维的产物，把思维提升到最高层级，抽象到能够超脱一切感观局限而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抽象到可以超越一切物质具象而把握潜藏于事物的普遍规律，由此让人类精神始终高踞云端，向所有大脑普降理论思维的甘霖，这就是哲学及其思维的使命。哲学不是公式和定律，也不是诗歌和散文，历来拒绝死记硬背而只能思考理解。哲学对它的学习者不主张考试，更倾向于讨论和思辨，否则只能遭人厌弃而远离，不是把哲学拒之门外，就是被哲学所拒绝。这些年每当接触青年学生，我总要跟他们谈及理论思维和有关哲学的学习，常常告诉他们，哲学好比一座理论思维的玄美殿堂，求哲之路犹如前往这座宫殿探宝。背着哲学概念的人，只能在宫外徘徊而难以进入；沿着哲学逻辑所指的方向才能走进哲学体系，但很容易被既成理论束缚而难以出来；只有掌握了哲学思维的钥匙，并用这把钥匙开启自己的大脑，把哲学变为自己的思维，才能轻松走出宫殿，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敢妄加评论，我的大学同学从哲学宫殿里走出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后来的学弟学妹的哲学之路是否顺利，但在毕业时我很幸运地走了出来，从哲学宫殿里获得的有限宝藏，已让我享用一生。毕业后几十年，我再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面对一切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总能明辨方向，决定取舍，探索创新。离开母校后虽很少回去，但始终感受着母校所给予我的理论思维和强大信仰的支撑。得知哲学系已改升为哲学学院，并被列为一流学科发展，我仿佛看到思维立校、信仰立校的时代光芒。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迄今仍是国民教育的最高模式。中国的大学只有百余年历史，建国初期全国只有所，在校生仅10万人，现在全国拥有高校多所，每年招录多万学生。考大学，上大学，几乎成为中国家长和学生的人生之梦，从中学开始，学校为高考而教，学生为高考而学，家长为高考而忙。被应试和高考“绑架”而来的学生疲惫不堪，他们从校门进校门，并无人生和社会阅历支撑，如何度过大学生活，完全依赖学校和老师的教育引导。大学四年，正是学生心智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重要转折，思想启蒙、思维训练、人格塑造和信仰构建，远比对知识的灌输更重要。无论文理工艺哪一学科，驾驭专业知识的心智思维，才是支撑人生的精神脊梁。毕业后我对大学了解很少，前些年曾听到从校园里喊出“60分万岁”的口号，后来又听说他们常被网络“绑架”，当年我们都为理想信仰而学，现在不少学生是为就业生存而学，精神世界极为狭窄，真是令人焦虑。像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和那些被称为“学霸”的优秀学生毕竟是少数，从一些学生身上，发现他们在校时就很茫然，认真读书的态度，刻苦致学的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获取知识的深度远不如我们当年，对世界和历史，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明显缺失，不少学生为就业和生存而学，理想信念淡漠，精神世界狭窄。常言道“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这些年大学中不断曝出有些老师弄虚造假，追逐名利，敷衍学生的心理浮躁，晃动得连半桶水都没有了，有的甚至端着一碗水给学生。据说这类现象在中小学也是存在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给“半碗”，留下“半碗”让学生课后辅导花钱去“买”。学生在校时也许暂时难辩受学深浅，但十年、二十年后，定会明白老师和学校给了什么。当一批批学子带着强大心智，满怀济世之能走向社会，一生都会想念老师，感恩母校，铭记校长，那才是大学教育的成功。
大学肩负着为时代造就高级人才，为民族延续文化基因的历史使命。面对各种利益诱惑和社会浊气的侵袭，学校和老师更应坚定信仰，捍卫校园纯洁，共同守护民族素质和民族基因的底线。我一生敬重学校和老师，也深知大学并非“世外桃园”，但若“桃园”也被污染，世界上哪里还有纯净之果呢？在知识更新、技术创新和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短短四年，任何专业知识的传授学习都是极为有限的，训练理论思维，塑造人格品质，构建思想信仰，才是能让学生自我完善的根本所在。大学教育不只是完成教学计划，而是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比之传授知识更重要；让学生拿到开门的钥匙，比之学会开锁技巧更有效。大学不会赠给学生财富，但要让学生拥有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头脑；大学无法设计学生的人生，但应让他们拥有正确选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显然，这些与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教育目标，是封闭的校园和局限的教学资源难以实现的。通过我们这代人几十年的经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大学，才深切感受到大学教育不应只限于对在校学生的培养，教育质量也不只是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最终要看毕业之后的人生之路和社会贡献。一届届毕业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既是对大学教育的终端检验，也是大学教育的最大资源。大学应当坚持“开门办学”的方针，树立起在校生与毕业生“互联互通，共享共进”的链条式、一体化教育理念，把学生管理延伸到对毕业学生的实践跟踪，建立毕业学生社会档案，研究毕业学生人生案例，在大学与社会、教学与实践、在校生与毕业生之间，建立制度性“互联互通”平台，创新“互通教育”“反馈教育”模式，或许不失为适应时代要求，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教育的一种思路。
我的大学四年，过得紧张而充实，艰苦而清晰。与我同宿舍住过的几位同学，有南有北，都来自农村，生活艰苦，学习刻苦，我们常常挑灯夜战，偶尔还去旁听数理化方面的课程。平时既有理论和人生的讨论，更有生活上的相互关心。景国栋、胡金虎家在运城，每个假期都带来一大袋晒干的馍块，每天晚自习后大家共同分享，晋南特有的麦香至今回味无穷，毕业后他们都回到运城，在县级岗位退休；宋江儒坦诚耿直，务实认真，毕业后回到雁北，一直在纪检部门工作，在县级岗位退休；赵润林思维缜密，大度沉稳，毕业后回到忻州，后调入省委农村*研室，担任过两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市教育局长岗位上退休；李春仁真诚踏实，刻苦勤奋，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任教，当过教授，搞过*务；候文禄严谨细心，勤学善思，毕业后回到吕梁，后调入省委组织部，担任过县委书记，在省宗教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李中元性情坦率，充满激情，分配到山西农业大学任教，后调入省委宣传部，担任过省社科院院长。与我同一小组的王联辉年龄较小，很有人缘，毕业后分配到山西财专，一直是同学们联络的桥梁，现任省委*校常务副校长。毕业后同学们见面不多，都相互惦念，一路走来，虽再无暇谈及哲学，但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走进大学之前，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但从思想理论上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则是在大学四年完成的。我很感怀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人的先驱，在中国处于危难之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很感怀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感怀邓小平等共产*人，以务实的态度，实践的标准，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年进入山西大学时，我只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和简单的求知者，离开母校时，我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一个拥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时代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拥有*治信仰和人生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
年毕业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学生都由国家分配。指标公布后，有留太原的，有回老家的，互相谦让，不争不抢。一天，学校突然通知中文、历史和哲学系几位成绩优异的学生去开会，据说我是以*员资格和四年总分第一的成绩被推荐的，到了之后才知道省委组织部来学校选拔毕业生。两位处长只跟我们作了简短的谈话，第二天，一辆蓝色面包车就把我和王敬泽同学拉到省委大院报到了，同时被选拔的还有山西大学和省委*校的四位同学。当年的省委大院曾是阎锡山的督*府，庄严规整的传统建筑给人以敬畏之感。省委几大部门都在后院一栋四层楼内办公，当时山西正值拨乱反正，新老交替之际，我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从事干部任免、调配、出国审查等核心业务。几枚公章都由我一人保管，锁在并无加密的木柜子中，也无严格的管理规定，上至处长，下至干事，没有一人擅自办一份调动手续，私开一张落户太原的准迁证，一切运转都靠对组织的忠诚和履行职责的自觉。
这是我离开母校，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当时，老部长胡晓琴、刘毅民、郭星来、王继平、杜杰、秘书长贾连奎，都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直接领导我的郝玉生、任传兴、范炳宏及各处的处长们，大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办公室主任裴庆生一身正气，廉洁奉公，后来在担任晋中地委书记岗位上以身殉职，被山西省委授于“人民好公仆”荣誉称号。他们身上所保持的共产*人的信念、品格与作风，一开始就给了我正统的红色熏陶。正是那些年，我熟悉了*的组织及其领导执*方式，体验和了解了*的传统和作风。我们是改革开放后走进省委机关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干部队伍年轻化中最早注入的新鲜血液，从部长和处长们的言传身教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们这代人所寄予的希望，我们也跟着他们的脚步，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极为勤奋地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提速阶段，山西地处内陆，改革开放的步伐比沿海和南方慢很多，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一点也不落后。按照中央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各级领导班子迅速实现新老交替，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全新*治格局。年，担任左云县委书记的卢功勋被破格提拔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以求真务实，沉着冷静和勇于改革的魄力，很快推动全省组织工作改革转型。令人敬佩的是，他来自基层并不拘泥于经验，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向专家教授请教，研究学习理论，中央*校结业后，他果断决定在组织部门设立研究机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和吕苛青同志被抽调组建，在毕怀恕、张维庆两位主任领导下，开始探索组织工作由传统方式向理论指导的转变。研究室工作由卢功勋部长直接领导，每年都围绕组织干部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研讨交流。当时一切都在改革创新，我试图破解干部工作长期神秘化和随意性问题，又选择了探索干部管理科学化的研究方向，最早引入当时先进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建立了领导班子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理论模型。年出版《干部结构管理》专著，成为全国研究干部管理科学化最早的理论成果。当时我29岁，被提拔为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全省和全国组织系统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时隔25年，老部长还在他出版的《回顾与思考》回忆录中，特意把当年对我的提拔作为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案例，对他大胆培养使用年轻干部的做法，用大段篇幅作了详细叙述。
省委组织部工作的10年，是我理论联系实际，由信仰变为使命，理想走向实践的重要转折。由于下乡调研和考察干部的机会，我走遍了全省多个县市，了解和接触了山西发展的许多实际情况，
这次调查，是改革开放之后，组织工作最早
正是这次调查，让我得以理论联系实际，掌握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和了解社情民意的理念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调查，使我强烈感受到领导干部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识到县域治理在国家体系中最基础的地位和支撑，由此产生了离开机关，到县市工作的想法，并为此开始了理论和选择上的各种准备。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更新的阶段。我急切地向组织提出了下基层的愿望，经批准调任候马市委担任副书记，由此踏上了担当时代使命的第一线，开始了实现第一个人生目标的奋斗。
二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迈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不断取代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制度性变革及其利益关系的巨变，从各方面冲击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共产*执*后第一次打开国门，主动面对市场、资本及其财富增长的考验，中国走什么道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尖锐而又激烈，尤其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解体，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邓小平同志很早就看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但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的领导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信念和传统是否过时等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仍让很多*员干部处于怀疑、观望和忧虑状态，不少人纷纷“下海”经商或辞职创业。
历史的转折如此迅猛，曾经*治狂热的社会迅速迈进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摆脱贫穷的强烈渴望，触动着社会每一根神经，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卷入经商浪潮，甚至**机关和部队也利用权力和资源，做起与民争利的买卖。伴随财富的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的强烈刺激所引发的社会不公日益突出，人们并无思想准备，社会上曾一度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从封闭到开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大调整的大变革时代，阵痛和代价是无法避免的。但阵痛太深，代价太大，就会发生社会性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把握方向，减少阵痛和代价，就成为我在省委机关工作期间，站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始终
当很多干部普遍
年，我到侯马任职后，看到现实中的考验与挑战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已使一些*员干部的立场发生改变，“万元户”和外商受到尊重，老百姓的疾苦很少过问，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导致的争权夺利，使*的领导受到削弱。当时，侯马市委有6位副书记，**交叉分工，我主管统战和城建工作。上任后的第一站，我就去看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环卫工人，当时他们每月只挣60元工资，穿得破破烂烂，饱受歧视和侮辱，打骂奸污环卫女工的事件常有发生，就连他们的子女都在学校抬不起头。我怎么也没想到，改革开放十几年，城市中还有如此贫困而毫无尊严的群体。与他们简短座谈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环卫处，但我的心永远留在了环卫工人身上。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市领导，很多人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觉。面对他们的困境，我下决心提高他们的地位，改善他们的待遇。从那时起，环卫工人就成为我检验信念的第一块最坚实、也最可靠的“试金石”。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带着信仰，履行为人民谋利的职责，没想到是那样的具体而又繁琐。从工资待遇到服装工具，从子女上学到家庭解困，从文化生活到社会尊重，点点滴滴的操心，常常让我彻夜难眠。为让全社会尊重关心他们，我倡导设立了山西省第一个“环卫工人节”，发展了山西省第一批清扫工*员，让环卫工人第一次坐在观礼台上观看社火表演，第一次登上舞台展现环卫风采，第一次在表彰大会上有了环卫工人的名字，第一次有了每年增加工资，更换服装的生活。清扫工崔丽君大娘一辈子没过过生日，我专门为她设宴祝寿；老工人周彦会夜间清扫被车撞伤，医院安排抢救；67岁的老工人陈秀珍在大街上晕倒病逝，我和四大班子领导为她送葬……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我和两任分管副市长李山林、毛锦生坚持不懈，致力改善环卫工人状况，市工会主席熊科、妇联主任王妙红等同志常为环卫送温暖，《侯马报》总编冯安泽、电视台台长柴效敏坚持宣传环卫，很快形成全社会关心环卫的良好风尚，共同为环卫工人撑起了一片天，使他们由脆弱变得坚强，由低微变得高尚，由自卑变得自尊，由愁眉变为笑脸。正是这支队伍，用扫帚和汗水为侯马扫出了山西首座“全国卫生城”的称号。
我的做法与当时嫌贫爱富的社会潮流形成明显反差。在立场与市场的考验中，我以鲜明的*治立场维护群众利益，成为全国提高环卫工人社会地位的案例。为让全社会了解关心环卫工人，我以与他们相知相处的切身体验，写了45篇“环卫手记”，《中国市容报》连载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提高环卫工人地位的全国性行动。年，全国总工会中国建设工会主席张鸿兴委托副主席王金铮亲临侯马，授予我全国第一个“环卫职工之友”称号。年，《工人日报》记者部主任张刃和记者站关明同志专程到侯马进行采访，见面后刚刚坐下，他就带着严肃而疑惑的口气问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共产*的传统与作风？你这样做能坚持多久？”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如此尖锐地穿透内心，仿佛在孤独压抑中遇到了理解的“知音”，我哽咽着对他说：“就想证明*的信念和传统，究竟还管用不管用！”很快，《工人日报》刊发《市委书记的新课题》的专题报道，在当时各媒体普遍热追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把*的信仰和传统作为时代课题，是少有的舆论导向。
其实，《工人日报》对信仰问题的
那些年，*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出现的问题，使很多人对*的信仰和传统常常带着怀疑而又期待的矛盾心理。年，《中国市容报》编辑出版我的《环卫手记》时，负责编辑工作的诸旭将稿件拿回家里审阅，妻子发现后连夜读完，起床后对他说：“你们编得真好，感动得我几次流泪。”诸旭说：“这不是编的，是真人真事。”妻子带着疑惑和惊讶的目光：“我就不信现在还有这样关心老百姓的干部。”我的《环卫手记》出版后，《中国市容报》总编辑吴居才在重庆组织召开了出版座谈会，一位老作家感慨地说：“在这么年轻的干部身上，还能看到*的传统和作风，共产*有希望！”这些看似平凡的故事，使我强烈感受到，不只我所接触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也不只在侯马，全社会都在呼唤*的信仰和传统！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就是共产*人站在什么立场，代表什么利益，替什么人说话，为什么人服务。在大学时，我在理论上解决了选择和确立信仰的问题，下到基层后，是在实践中解决坚守和检验信仰的问题。几年间，在与环卫工人和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我第一次通过切身实践找到了共产*人信念的源泉，彻底坚定了捍卫*的信念，坚守*的传统的选择。我的行为和作法因与变化的形势发生碰撞，不断遭到非议，有时甚至是明枪暗箭的攻击，但我已经从环卫工人和老百姓那里，得到了“*的信念和传统并没有过时”的结论。无论当时侯马的*治环境多么复杂，我的处境如何艰难，从没动摇自己的选择。年，正值全国县级*委*府换届，侯马领导层内争权夺利的排外情绪达到顶峰，*代会上我和地委新派来的纪委书记被同时落选，就连到侯马任职不久的市委书记也险些出局。当时地委书记杜玉林正在中央*校学习，委托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陈长禄坐阵侯马。我在省委组织部时，他是运城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公道正派，富有经验，在全省很有影响。得知选举结果后，他非常气愤，着急地请示上级商讨对策。但我却很平静，按大会议程又主持完闭幕式，履行了在侯马的最后一份责任。全体*代表含泪起立，复杂的心情淹没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我向大家鞠躬告别，离开了会场。
当年，全国实行换届差额选举，有些地方*的领导受到削弱，非组织活动难以控制，山西各地落选的干部很多，就连省人代会也有老省长落选。谁也没想到，我的落选竟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很少关心*治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老干部，不顾一切到地委、省委和北京为我奔走请愿。新华社、工人日报、中国市容报、山西工人报等省内外媒体，纷纷到侯马采访报道。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山西工人报》总编辑王震华，他亲临侯马调查采访，因我与他并不相识，担心触及*治给他带来麻烦，一再劝他不要报道。他在电话里很果断地说：“你为群众利益都不怕落选，我若因此报道而被免职，也值了！”说完电话一挂，第二天头版刊出《天怨地恨为哪般》的长篇报道。所幸他在新闻界资历较深，直到退休也很平安健康。
一个月后，我调任县级临汾市委副书记，离开侯马那天，许多干部群众早早就来为我送行。70多岁的离休干部张育德、郭保民、王秉道，像父亲般把我紧紧抱住，嘴唇不停地颤抖，含着热泪说不出一句话。一位卖服装的个体户把一支手电筒悄悄塞到我的手里，在我耳边说：“天黑路滑，你装上电池去照亮。”整整一天，干部群众把市委大院围得水泄不通，环卫工人跪在地上，把大门堵住不让我离开。老环卫工崔丽君边哭边喊，急得晕倒在地。我被他们围在中间，汗水和泪水满面流淌，一种从未有过的滋味在心中缠绕。当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挽留的并非我个人，而是共产*人视人民为父母，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和作风！我为他们所做的只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给我的却是真理与真情。那一幕，永恒地刻在了我的内心，刻在了我一生的追求和奋斗中。
我在侯马工作的一举一动，曾被著名作家张平和新华社记者张运连续
到临汾工作后不久，我在北京见到了已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的张刃。多年未见，他问我的第一句话，仍是当年在侯马给我提出的问题：“你坚守信念和传统最后被落选了，究竟证明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这时，我比前几年更有底气，也更加自信：“证明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守*的信念和作风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信念与作风与任何经济形式无关，只与人民群众有关，不是要适应哪一种经济，而是要适应人民群众。只要人民群众在，就需要有共产*领导，*的信念和作风就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需要*员干部去坚守！”张刃同志反问：“难道你不认为你的落选意味着在侯马失败吗？”我说：“从我选择侯马那天起，就有各种思想准备，落选的只是我个人，并不能落选*的信仰和传统。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比之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我只不过失去了职务，信仰还在，谈不上失败。”见我还是如此“固执”，边说边笑已无当年的沉重之感。
改革开放以来，*的信仰面临两大关系的考验，一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二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两大关系都事关*的执*命运，实际上是立场与市场的考验。中国共产*执*后，有过两次面对市场经济的经历，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那时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抱着消灭的态度来对待；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把市场经济当作竞争机制，抱着利用的态度来对待。几十年来，在不断强化市场经济地位的过程中，很多干部因思想理论水平并不适应，形成了简单片面的市场观，常常混淆*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盲目顺从市场，忽视趋利避害，对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预见不足，防范不力。在市场经济的巨浪推出滚滚财富的同时，“腐蚀”效应也不断释放。不少领导干部难抵利益诱惑，立场之“盾”常被市场之“矛”所刺穿，成为个人利益损害公众利益，商业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眼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特权利益损害人民利益的“保护伞”。全国各地，无数江河湖泊、生态湿地，受到掠夺性生产的污染，无数名山胜景、文化遗存，遭到房地产开发的破坏，最近发生的“秦岭事件”只不过冰山一角，代价何等惨重！面对这些破坏性市场行为，并不能责备市场经济，而是我们驾驭市场的立场定力不够强大，预见防范市场弊端和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归根到底是执*过程*治信仰的淡漠和人民立场的缺失。
经过几十年无数阵痛、探索与代价，我们终于明白，市场经济只是通过竞争机制调整经济关系，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利用，既可为少数人谋利，也可为多数人服务。中国共产*利用市场经济，是为了获得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手段，加快经济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共产*的领导和信仰，有共产*人抵御市场风险的“防火墙”。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市场经济犹如一艘承载人民群众驶向幸福彼岸的巨轮，*要驾驭这艘巨轮保持正确航向，又不被颠簸晕船，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站在人民的立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行。无论面对哪一种发展环境和经济形式，*的立场、信念和作风，绝对不可动摇和改变！*的十九大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再次拨正市场经济航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理念与立场，这是中国共产*领导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发展经济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和生命！
常言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我从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感情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并不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群众也不再是载舟覆舟之众，而是与*同舟共济的社会主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考验了我们*，但并未挑战*的领导；人民群众考验了我们*，也从来没有背离*的领导。“覆舟”之危恰恰存在于*内，是*内那些腐败分子、异己分子及其既得利益者，不断地挑战和削弱*的领导，背离*的立场、信念和作风。我们承认，*在领导改革开放，处理与市场经济、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曾出现不少偏差和失误，但绝不是*的宗旨信念和路线方针的失误，更多地是在执*过程中，一些*员干部，尤其是那些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为私利所困，享乐所惑，偏离了*的信念，脱离了人民群众，丢掉了*的优良作风所导致。
这几年，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共产*是靠信仰和人民起家的，也是靠信仰和人民获得精神和物质力量，最终夺取了*权。建国初期，*的干部靠步行骑马，能与群众走得很近，现在坐着小车，还有高速，为什么与群众的距离远了呢？过去靠写信和手摇电话，都能听到群众的呼声，现在拿着手机，用着
或许，这是一个智能时代，或更遥远时代的话题。当下，共产*人仍是血肉之躯，人民群众仍然是衣食父母，*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仍然是鱼水关系，血肉之情。这种关系与感情，只能面对面、手拉手、肩并肩、心贴心，才能建立，才会保持，才有温度，才有生命。任何时候，*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都是共产*的生命线，任何现代技术只能被用来沟通和加固这种关系，而不能阻隔和取代这种关系。共产*人的*治生命，绝不能被任何科技手段所绑架，也不能单纯依靠制度约束来监督，最根本的支撑还是要靠强大的精神信仰和高度自觉的思想觉悟！任何一个民族，单凭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的强大，总是阶段性的，精神信仰才是一个民族永恒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来自于五千年文化的滋养，来自于共产*信仰的支撑，更来自于共产*人对信仰的忠诚坚守和践行！
*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来是共产*信仰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特权行为和不正之风，对*的形象和*群干群关系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使很多人不愿谈论信仰。对物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过度追求，使人盲目浮躁，看重实惠而淡漠价值，重视感受而忽略感悟。面对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人们更热衷简单轻松的碎片式“快餐”，很少愿意静心读书，进行理论思考。为挽救精神空虚，国学重振雄风，尤其电视媒体先后推出《百家讲坛》《诗词大会》《少年国学》等精品栏目，采取各种形式传播传统文化，但很少看到通过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信仰。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靠演说、手抄和印刷，冒着生命危险而秘密进行的，如今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却因追求商业利益或其他原因而忽视信仰和主义，实在得不偿失。大量的娱乐节目、相亲节目以及奇闻趣事，固然拥有很高的收视率，有时我也浏览和欣赏，但愉悦好奇之后，毕竟无法取代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度思考，即使那些科技类、竞技类和智辩类节目，也难以满足社会化理论思维的需要。中华民族要想站在时代高峰，实现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必须拥有理论思维和正确认识世界的民族头脑。现代媒体应站在人类精神的高端，创新传播方式，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世界发展和人民大众联系的红色桥梁。
共产*信仰的生命力，不只在于真理性和先进性，更在于被多少人理解和拥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缺失，必将带来社会性公理认知的混乱和精神空虚，甚至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对信仰产生误区和误解。一次偶然机会，我曾与*校一位教授谈及信仰问题，他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管*，国学管百姓”的观点，连共产*姓“马”的高等学府，都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隔离的思想倾向，令我极为惊讶。中国共产*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是在东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中，最终找到的谋求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的真理。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比马克思主义离人民更近，对人民更有利。当年大学毕业时，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标志》学士论文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一是理论创新，二是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大众结合，才能与实际结合，形成共产*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共产*人的信仰传播及其为信仰而奋斗的实际行动去接受。实践检验真理，信仰检验实践，人民检验信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就是共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让人民得到实惠，人民才会相信共产*，相信社会主义！
共产*信仰的核心价值，不只在于为人民谋利益，更在于为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幸福感，不只是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最核心的体验就是共产*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情感。这种感情是超越物质，甚至是超越生命的。有了这种感情，共产*人才甘愿牺牲自已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群众才甘愿相随相依拥护共产*。几十年来，我贴着心为群众去想，掏出心让群众去看，换来的同样是群众对我的信任与庇护。每当我遭到诽谤，遇到不公的时候，总是老百姓为我奔走呼喊；每当我受到挫折，处境艰难的时候，总是老百姓给我抚慰温暖。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当年侯马争权排外最激烈的时候，我和副市长邬实每天吃饭的机关食堂竟被关停，只能在干部职工家里轮流吃饭。最后我被市人大法工委主任严建设同志冒险“收留”，直到我离开侯马，长达两年都在他家“寄吃”。他妻子是一位园林职工，总担心我吃不好，和几位同事不断调剂花样。当时，建设同志住在*府后院一间旧瓦房，每天我们都挤在狭小的空间吃饭，但我感到那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彻底感悟，战争年代老百姓为什么舍身保护共产*人，那么坚定地跟着共产*走。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比共产*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所凝聚的力量更强大、更伟大！这种感情，除了共产*的信仰，除了共产*人的奋斗牺牲，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建立和拥有呢？
几十年来，我把与环卫工人的联系与感情视若生命，一直当作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压舱石”，从侯马到临汾保持至今。年，我调任县级临汾市委副书记后，刚到任，环卫处主任王五保就带着环卫工人来看我。当我第一次走进清运队的时候，工人们劳动生活的境况又让我痛心不已，近百名清运工人夜间清运垃圾，收工后就住在城北的垃圾场上，蚊蝇遍地，臭气熏天，中午我与大家吃饭时，苍蝇就趴在碗沿上。我当即决定整治环境，硬化地面，修建餐厅浴室，更新生活设施。随后给全体环卫工人增加了工资，更新了服装，春节前让他们第一次走进桑拿洗了热水澡，年后组织侯马和临汾清扫20年以上的老工人享受了充满自豪的港澳游。担任住建局长后，修建公厕时为6个环卫所全部建起办公休息场所，在城东为清运工人建起了花园式公寓和作业中心，环卫工人的工资增长了4倍，给他们购买了盼望多年的“五险一金”，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环卫工人每年都有很多人要求入*，12人荣获过省级以上荣誉。年，总工会推荐我当全国劳动模范，我坚持让给了在环卫岗位奉献一生的清扫工沙永玲，年，又推荐清运工齐建国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每年中秋、除夕，我都去清运队陪大家会餐过节，大年初一看望在厕所里过年的管理人员。即使我已退出领导岗位，过年过节环卫工人也常来看我，有的拿着小米杂粮，有的带着自己做得饺子花馍，什么话都向我倾诉，如同亲人般温暖。
环卫工人和人民群众是我一生所拥有和体验的人世间最伟大的感情，比之那些所谓酒肉朋友、利益之交更纯真、更坚实、更持久。离开侯马20多年，我与时任侯马环卫处主任武明辉、闫永义及当年的老工人，从未间断过联系，每年春节都要看望他们，老工人去世我都专程前往送行。崔丽君、宋爱琴、尚书琴几位老工人都已七、八十岁，长时间听不到我的消息就很惦记。我在侯马曾分管统战工作，时任民盟主委乔木、民进主委赵以淳、民建主委严天文，都是我一生的好友。年，听到公厕获奖的消息，我在侯马时的“老班长”、70多岁的时任市长孙先虎、市委副书记路逸民、窦正森、张洪生、朱缚龙相约到临汾看我，这是我们分别十几年后首次相聚，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热泪中仍然散发着当年共同奋斗的深厚友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始终是我坚守信念，立*为公的根本支撑，也是我工作奋斗的最大底气和优势。几十年来，我以从环卫工人那里获得的感受，去对待工人、农民和市民，一言一行都与人民群众连在一起，无论面对多么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我都感到脚踏实地，背有靠山，不顾压力，无惧阻力，敢于去做利于人民的许多事情。我很清楚，我的坚守只在一城一地，极为局限，也很清楚，匹夫之力根本无法影响大局，但我从未动摇！尽管能力有限，但我竭尽全力，以几十年绝不掺假的忠诚坚守，求证了*的信念和作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信仰问题是共产*执*的根本问题，也是共产*人区别真假的根本标准。人民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共产*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信仰。老百姓要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共产*人必须为老百姓的生活而奔波。每个干部对信仰的理解程度会有差异，也不可能都达到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必须保持统一性和坚定性。领导干部的信仰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的统一，体现在对使命责任的履行担当和为人民服务的每件事情上。检验领导干部的信仰，重在看立场，看行动，看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果，核心是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水平，一切从人民出发的*治立场。曾有一个时期，有些领导干部连唯物主义世界观都已背弃，到一个地方任职，不是先去拜访群众，而是悄悄到庙里烧香拜神，遇到难题大事或选址开工，常常听信风水先生。即使现在还有干部不顾初心，让迷信驱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我卸任局长后，住建局改造向阳西路时，要在与滨河路交汇的绿带内建一座公厕，有位局长竟嫌建在单位北侧方向影响风水，恃权示威无理阻拦，使百姓失去一处方便之所。干部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投机主义、官僚主义、特权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都是缺乏信仰或信仰不坚定的表现。切实解决各级干部的信仰问题，是*在思想*治上保持高度统一，提高干部队伍领导执*水平的根本保证。
信仰问题自古就是人类精神的最高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把思想理论上升到治国理*的高度，认为“国王应该是哲学家”，主张用哲学理论和思想信仰治理社会。中国共产*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就是为了站在人类精神的高端观察世界，站在人类社会的底层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神学让人迷信盲从，不像国学伦理那样朴素为大众接受，也不像实用主义那样功利为商业追捧。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思维认识世界，以博大的胸怀致力无产者的解放和劳动者的幸福，谋求建立平等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崇高理想和每个阶段都要付出巨大牺牲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必将是无私者的信仰，理想者的信仰和牺牲者的信仰，这些人就是共产*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使命并自愿为之奋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朴素信仰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并无私为之奋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信仰者；捍卫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并顽强为之奋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就是靠一批批信仰者领导人民，影响人民，并在为信仰奋斗的过程中，改变着人民生活，改变着国家命运，推动着社会进步。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民族复兴而奉献，这就是当代共产*人信仰的根本。
*的信仰和作风，是共产*人永不可失的红色基因。信仰作风的传承往往有两种方式，一是代际间的自然传承，二是上下级间的影响传承。随着时间推移，新一代总会与先驱者的初心和传统离得更远，曾出现的“断代”式信仰损伤已使代际间的传承难度很大，通过自上而下的影响传承，一级引领一级，一级影响一级，已是必然选择。但在现实中常常看到的是，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影响远远大于信仰作风的影响，有些领导干部不是靠信仰引领下级，而是靠权力让下级服从，严重降低了*的领导和执*水平。有信仰者服从信仰和真理，无信仰者服从权力和私利。对执**而言，如何实现权力与信仰的统一，依靠信仰驾驭权力，凭借权力传承信仰，就成为新时代共产*人保持红色基因的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在*的十九大庄严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了在恢复中传承，在传承中坚守的建*新征程。正像修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一样，恢复传承*的信仰作风是更艰巨复杂的伟大工程。从教育抓起，从青年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培养造就新一代信仰者和践行者，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的优良作风的干部手上，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级别，树立一大批新时代“红色传承人”，将是传承*的红色基因，提高*的执*水平，实现历史使命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命，在于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行动联系人民，并在这种联系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信仰”。第一代共产*人在这种联系中，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第二代共产*人在这种联系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富起来；当代共产*人在这种联系中，又凝结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指引中国人民强起来。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信仰”的过程，正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救国信仰”、“富国信仰”、“强国信仰”，才支撑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发展问题，使全*能够具有高度自觉的思想觉悟和忠诚坚守的实际行动。一个人坚守，就可改变一部分人的命运；一班人坚守，就可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所有人坚守，就可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树立信仰不易，坚守信仰更难。不只是口头上坚守，而在于行动上坚守；不只在顺境中坚守，而在于逆境中坚守；不只是坚守一时，而在于一辈子坚守。我的信仰自信，理论上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撑，实践上来自人民群众利益的支撑。从我扛起信仰，背负使命那天起，就没有任何个人企图，只想证明一个领导干部全力以赴为*工作，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会遇到什么问题，产生什么效果。如今，我履行公职的*治使命已经完成，尽管我的坚守常有非议相随，但这些非议始终都在官场，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过非议，一路都给了我坚强而温暖的支撑。为了这种坚守，我付出了许多代价，带来了许多挫折，但为信仰奋斗，有人民信任，已是人生最大的价值。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几十年种下的是信念，收获的是民心。我不敢说，我的坚守为*争了多少光，但敢说没有人因我而质疑共产*！
现在回想起来，一生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做了一件事。40年前，从母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40年来，坚守和检验了这一信仰；40年后，再把检验的结果回报给母校。这个结果，就是通过我与干部群众所做的事情，共同证明了*的信仰宗旨和优良传统并没有过时，证明了新时代新使命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的信仰和传统，证明了领导干部只要无私无畏，就能做到坚守*的信仰和传统。在领导干部中，我的经历很简单，一直在县级岗位，工作过两座城市，担任过三个职务，经历过三次“丢官”，30年升了“半级”。有人曾给我总结“三起三落，一生半步”。虽然步子很慢，抬脚落脚就已走完全程，一路艰难而执着，孤独而清醒，简单而充实，沉重而坦然。曲直进退，皆为己愿，成败得失，皆为信仰。面对时代，面对人民，面对母校，我无怨无悔！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的信仰之本，立*之本，治国之本，同时也是中国的教育之本。习近平同志告诫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员干部不要忘记共产*人的信念和宗旨，不要忘记共产*人的传统和作风，不要忘记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使命！这种信念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教育，来自于大学，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来自于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每一代年轻人。为*和人民培养造就有信仰、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接班人，这就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伟大使命！
三
40年前，当我迈进母校大门的时候，中国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首先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使我们切身感受到入校时吃着窝头和咸菜的人民利益，很快被有了白馍和肉蛋的利益所取代。离开母校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把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信仰，把从毛泽东思想中继承的立场宗旨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相融合，并准备为担当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上世纪80年代初，沿海和南方的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山西因地处内陆，只能感受到从沿海飘来的一缕缕春风，南北方差距由此拉开。时代潮流使很多年轻人重新选择人生的方向，去沿海闯荡或下海经商，成为当时最新潮的追求。在省委组织部从事干部工作和调查研究的便利条件，让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很快确立了立足一县之域探索改革发展，服务人民的从*目标。当时，中国改革已由农村转向城市，短短几年，沿海和南方城市化的巨大能量迅速聚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为选择山西率先实施城市化的突破口，我用两年时间专门研究城市化问题，并在山西北、中、南部选择了忻州、榆次、候马三个县级城市，又用一年时间进行比较研究，最后确定了区位优势较为明显，改革开放自主性较大，最利于推进城市化的侯马市，作为我下基层的首选目的地。
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又一个转折之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拨开了多年萦绕人们心头的迷雾，更加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当时我33岁，一心想趁自己年轻之时，在侯马探索一条北方内陆地区城市化的路子，以切身实践回答*和*府在基层如何驾驭市场经济，领导干部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当时，我的思想体系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结合体，所选择的使命就是破解立场与市场的关系，走一条坚守立场，面向市场的改革探索之路。我很清楚，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必然充满艰难而且没有退路，要么闯出新路，要么头破血流。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认知和使命走进了侯马。
信仰是立场和方向，使命是责任和担当。我选择了侯马，就选择了一条为信仰坚守，为使命奋斗的从*之路。到侯马后，我担任的是市委副书记，一切探索只能在分工范围内进行。刚开始工作，我的信仰和立场就在改善环卫工人待遇的过程中亮明旗帜，我的责任与使命也在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明确体现。当时，受“有水快流”的思潮影响，山西煤焦铁生产一哄而上，已使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开始显现，我强烈意识到，环境污染将是侯马城市化的最大威胁，明确提出“发展蓝天经济，兴办绿色企业”的理念，力拒一切污染企业入侯。这在急于摆脱贫困，“先发展，后规范”，甚至“要钱不要命”的时代背景下，虽很超前但却充满艰难和风险。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治理环境，修复生态，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发展失调的代价补偿。
我到侯马的使命，首先从研究探索侯马城市化开始。当时，全省上下对侯马发展的定位，一直局限在交通枢纽和商贸城市。我最早把侯马置于*河三角洲城市结构和欧亚大陆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重新认识侯马的区位优势及其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形成了建设“大侯马”区域中心的思路。为推动这一共识，我亲自撰写文章，设计制作“侯马市区位优势”“侯马市与欧亚大陆桥”的图版，让干部群众一目了然。当时，我对侯马城市化的构想，并不只是一张城市规划和经济蓝图，已上升到社会治理模式的高度，曾设想把侯马建设成“无穷人、无闲人、无犯人”，亦即没有贫困，没有失业，没有犯罪的“三无”社会。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物质和精神文明极高的社会目标，虽然当时无权组织推动这方面的实质工作，但却提升了干部群众重新认识侯马的眼界和信心，看到了侯马城市化的方向与前景。
侯马古称新田，因晋国建都享有重要历史文化地位，自古为商贾驿道。上世纪50年代，因国家部署*工企业而建制设市，城市人口占比过半，城市化优势极为突出。80年代，“侯月线”开工建设，使其交通地位及城市化和市场化战略区位显著提升。由于这条铁路贯通了继连云港之后的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侯马由此建成华北地区继石家庄之后第二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东可经河南、山东，直达日照港，西可横跨欧亚，通往荷兰鹿特丹港，使侯马借助这条大陆桥能与沿海及世界互连互通。当年，日照市和侯马市的当*者很有远见，两市结为友好城市，准备共谋发展。我到侯马后，曾满怀激情写了题为《我们侯马》的市歌，《难忘今宵》的曲作者、著名音乐家王酩先生亲临侯马谱曲，激昂奋进的旋律至今令人回味。遗憾的是，他的《难忘今宵》每年都在春晚回荡，他给《我们侯马》的奋进旋律并未被侯马唱响。日照市早已升格为地级市，侯马则因无人助推，还原地慢行，几乎再没与日照方面联络对接，错失了借港出海，扩大开放的先机效应和发展空间。
年，我带团考察山东沿海，最后落脚日照市准备重启友好，没想到却坐了“冷板凳”。日照市因城市升格和人事变动，早把侯马给忘了，只派一位副秘书长接待，没有一位市领导出面。座谈会上，我对日照的同志讲：“我是代表侯马市委市*府来的，我走后请向你们市委市*府报告，重新研究与侯马的友好城市关系。如果你们因级别升格不愿维持，请书面致函我们，如果还要维持，那要对这次失礼做出道歉。”最后，我还撂下一句狠话：“侯马不升为地级市，我不再进日照城！”当时我这样讲，只是出于维护侯马的尊严，却在日照引起强烈反响，两个月后，日照市四大班子专程回访侯马。日照之行，我虽为侯马争得暂时的“脸面”，但却争不来实力。如今30年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这条大陆桥正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日照市快速推进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达亿，侯马市仅有亿，至今仍是县级市，我也无颜再踏上日照的土地。
信仰和使命使我常常感到就像扛着竹杆进了胡同，想调也调不过头，什么权位、利益和前途全然不顾。为实现侯马城市化和建设“大侯马”的使命，我苦苦坚守了6年。期间，中央组织部要调我，地委先后让我去曲沃县任县长，到襄汾县任书记，还有企业高薪邀我弃*从商，我都没有动摇。当时，上级领导都认为我“固执”，反复劝我“在哪里都是当官，未必要在侯马”。其实，组织上并不理解我坚守侯马的意图，至少对侯马如何发展并未在意。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力量制衡，主要领导始终不愿招惹是非，触动侯马的*治格局，任由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我非但未能主*侯马，还在*代会上被落选。我为信念和使命在侯马坚守到最后，探索城市化的历史使命也由此终结。
记得当年离开省委组织部时，我的老部长、时任省委副书记卢功勋很关心我下基层的选择，亲自跟我谈话。他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位*治“伯乐”，当时我就像出征的战士，坚定地表态：“侯马是我*治上的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干好了不要求提拔，干不好自己回家。”可见当时背水一战的决心和信心。整整6年，我一直担任市委副书记，“第一站”并未主*，自然无法判定干好干坏，是否“最后一站”，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这时，老部长已是省人大主任，我不想让他操心，自此再未谋面。直到年我卸任住建局长后，才写了一封汇报信向他书面交待，并寄去一件我设计的“九鼎”作品，表达我信守当年承诺的心情。未曾想老部长很想见我一面，这时他已84岁高龄，刚刚出院回家，听说我来看望，坚持让人搀着走到客厅。相见瞬间，一股酸楚涌上心头。20年未见，当年叱诧风云的强壮之躯已变成步履蹒跚的老人，我也由30多岁的风华青年成为即将退休的干部。此时此刻，两代人的旧情与感悟，什么语言都难表达。时光不可倒流，我在侯马的6年，毕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事业未竟，岁月已逝，只能人随天愿。当时，我的心情就像倒在前进路上的战士，又在侯马人民的支撑下站了起来，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眷恋，离开了侯马。
年，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我担任了县级临汾市市长。时隔8年，总算获得一个可以统揽全局的岗位，又燃起我坚守立场，面向市场，在一城之域探索改革开放的使命和信念。到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首先开通了全国县级*府第一条“市长热线”，最早建立了制度化*务公开机制，让*府与人民全天候保持沟通，工作直接与群众相连，接受群众监督。当时，我公开敬告市民“有意见向*府诉说，有困难找*府帮忙，有不满对*府发泄，有建议向*府进言。”嘱咐热线工作人员“倾听群众呼声像自己对待亲人，接受群众批评像学生对待先生，体察群众情绪像儿女对待父母，办理群众嘱托像仆人对待主人。”每周都有一位副市长或副秘书长，通过《市长热线》电视栏目向社会通报热线办理情况，每个月我都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热线工作。记得当年除夕之夜，我在热线值班时正遇一位市民来电，反映家里准备包饺子，发现买的猪肉变质。工作人员热情答复明天调查处理，我说“不能等，平时吃不上饺子是小事，大年初一吃不上饺子是大事。”立即让工作人员从我父母家拿了几斤肉给这位市民送去。一条热线，一件件实事，摆正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密切了*群*群关系，为市委市*府推动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民意支持。
当时，市委书记段克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也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开明的好“班长”。我在侯马担任副书记时，他是襄汾县县长，当时地委让他接任书记，他已50多岁，考虑退休后离老家更近，想来侯马市当市长，极力推荐我去襄汾县当书记。我说明情况后，他又顾全大局挑起了襄汾县委书记的重担。没想到，几年后我们竟在临汾市搭了班子，自然高度信任，坦诚契合，什么事总把我推在前面，全力支持我和*府的工作。我俩的密切配合，使四大班子很快实现团结统一，迅速扭转了临汾市固步自封，干部思想涣散的局面。为谋求更切临汾实际的发展思路，我俩亲自带队两次组团赴河南、山东考察，先后在“愚公移山”的济源市就地召开了临汾市经济工作会议，在“逼上梁山”的梁山县召开了优化发展环境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策措施，被称为“尧都新思维”。我当时提出的规范*府行为的“关狼放鸡”理论引起强烈反响，随之启动了“*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系列性改革，在市委领导下，很快形成*府以人民为中心，全民以经济为中心，经济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局面。
在当时实施的诸多改革中，国有企业改制是我遇到的难度最大、风险最大的事情。记得刚当市长时，接待的第一批群众，就是几十位下岗和退休的企业职工来找我要“饭”吃。当时，中央关于县以下国企改革的*策并不明确，山西省第一轮国企改制只是让企业换成了“公司”的牌子，产权问题并未触及。计划经济时代，临汾市国有企业种类很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因体制、技术等弱势，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失去活力。十几年过去，多个工商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产闲置流失，一万多名职工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我带有关部门到几十家企业实地调查，与职工面对面座谈，最终形成企业产权和职工身份“两个置换”，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改造的思路。为减轻市委*府的责任风险，我请示市委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企业改制领导组，出了问题由我一人承担。市改区后工作难度增大，但因得到企业和职工支持，通过几位副区长和有关部门艰苦细致的工作，所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出让、破产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国有产权和职工身份“两个置换，一步到位”，*府甩掉了包袱，企业找到了出路，职工得到了安置，成为山西和北方地区最早实现国有企业彻底改制，县域经济全面民营的城市。
客观事物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转移。我当市长仅有半年时间，一切思路和部署刚刚就绪，年底，临汾实行地改市，临汾行署改为临汾市，原临汾市改为尧都区，我由临汾市最后一任市长转任尧都区首任区长。行*体制的变化，伴随的是国土、规划、城建等职能的上划，区*府的职能权限明显削弱。当时，尧都区的干部情绪异常低落，我对大家讲，不要在乎叫“市”还是叫“区”，重在实力，如果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人民能富裕，叫我“村长”我也愿意！然而，不管怎么讲，尧都区主导城市建设发展的职能已经失去，由此也意味着我在临汾市试图探索城市化的使命再次落空。
市改区后，因我与段克己同志仍在主*，总体思路并未改变，根据变化的新情况，我们又提出建设“经济强区、文化名区、文明新区”的目标，开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部署。工业通过企业改制，招商引资，结构调整，强力构筑五大产业；农业通过土地流转，科技示范，家庭工业，全力建设四大基地；第三产业以旅游和商贸为重点，通过旅游文化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城乡教育、卫生及街道社区改革相继推进，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几年间，由于区委*府高度团结，人大两任主任李吉秀、杨一民，*协两任主席卫喜才、王九菊都维护大局，共同带领四大班子和全区干部群众团结一致谋发展，3年尧都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县域经济之首。然而，这一局面很快就被领导班子变动所打破。我当区长七年间，历经三任区委书记，段克己同志离开后，四年就更换了两任，不断变化的格局对工作连续性的影响，让我充满焦虑和揪心。
尧都因帝尧建都临汾而得名，依托尧庙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是我担任区长后，推动尧都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当时，山西旅游除晋中的大院文化异*突起，大都处于瓶颈之中。临汾最早振兴旅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他两次组织飞越*河壶口，以超凡的冒险担当，通过壶口把世界的目光引向临汾。另一处就是我在尧都修复尧庙，恢复尧庙庙会，创建华门，建设尧庙旅游区，使尧都旅游从无到有，通过文化把世界的目光引向临汾。华门的创建，是我第一次用哲学解读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尝试，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地方恢复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所不同的文化创新之路。高达50米的华门建筑，以浓厚的民族风格从文化上承载了上下五千年文明，至今仍是中国旅游文化独一无二的创新品牌。当时，我重点突出了华夏文明的精神价值，把中华民族根祖、思想、宗教、神灵“四大信仰”群雕，哲学、历史、文学、科技“四大典籍”展示，以及近百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历史人物雕像，至下而上陈列于华门中华大厅、乾坤大厅和巾帼大厅，以文化艺术的形态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开放前夕，主笔华门“天下第一联”的《楹联》杂志总编孙满仓，携年逾八十的中国联坛十老赵云峰，徒步盘梯登上华门之顶，赵老感慨万千，发出“不看华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感叹！
华门开放后，很快就引来国内外
改革开放以来，立场与市场的矛盾始终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临汾作为资源大市，从一开始就因*府立场的缺失，在唯利是图的市场冲击下，走上掠夺性畸形产业之路，不断付出惨痛代价。以煤焦铁矿为支撑的产业结构，至今难以根本扭转。这一过程，表面上看是产业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治经济问题，反映了地方执*水平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尤其是煤炭领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事故频发、血泪斑斑的轨迹，把立场与市场的矛盾推上了风口浪尖，一直是临汾经济和*治安全的最大痛点。在这一博弈中，常常是立场被市场所动摇，权力被利益所绑架，许多官员因煤而腐，无数官帽因煤而丢。我担任尧都区区长时，切身经历了煤焦经济中立场与市场的抗争煎熬。当时，尧都区曾先于全省试行国有大矿托管的试点，但因没有*策支持未能推广。几年间，我虽凭借坚定的立场闯过因煤而腐的关卡，但却最终没能逃脱安全事故的厄运。7年初，一座私营煤矿非法开采，发生安全事故，我被免去区长职务，继侯马落选之后，又有了第二次丢“官”的经历。不到半年，蒲县、洪洞接连发生重大煤矿事故，市长被撤，省长调离，临汾进入安全生产，官员问责的多事之秋。
7年，是临汾历史上被煤炭瓦斯烟尘熏得最“黑”的时期。山西省终于痛下决心，作出全面整合煤炭资源的决定。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的晋城市市长夏振贵，临危受命被紧急调往临汾接任市长。7年底，我被任命为临汾市市长助理，带着刚刚因煤受伤的阵痛和教训，受命承担主持制定临汾市煤炭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工作，协助*府全力推动资源整合。8年初，夏振贵担任临汾市委书记，他以出手不凡的手笔，一举拆除汾河沿岸40万平米违法建筑，想打一场临汾城市建设的翻身仗，突然决定让我兼任市住建局局长，誓言“三年改变临汾面貌！”这一重托又把我的命运与临汾人民连在了一起，当时我已50岁，显然是履行公职的最后一站，我很快调整心态，走马上任，决意为临汾城市建设，为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作最后一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普遍面临的困惑，是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的矛盾。当时，临汾市区几十万人都生活在旧城之内，除唯一南北贯通的鼓楼大街，几乎全是“断头路”，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拥堵不堪，市民怨声载道。究竟拓展新区，还是改造旧城，争论几年，面貌依旧。临汾城市面临的困境，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体现，在大中城市迅速向国际化转型接轨的同时，像临汾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众多北方小城市，大都因资金不足，人才不济，陷入两难。有的抛开旧城，利用土地财*开发新区，曾出现楼高人空的窘境；有的继续在旧城打转，边拆边建，越来越挤。为突破这道瓶颈，我与夏振贵在思路上高度一致，都主张用新区开发的办法改造旧城，很快确定以鼓楼大街为轴线，进行道路拓宽和两翼连片改造。因规划方案滞后，我先选择在最繁华拥堵的解放路进行尝试，副局长陈保金担任总指挥，短短三个月，就将道路由一板式改造为三板式，四车道改为六车道，配套建设了绿地、公厕、雕塑等公共设施，交通迅速缓解，面貌大为改观，市民即刻受益，称解放路第二次“解放”。
解放路改造让全市人民重新找回了对旧城改造早已失去的信心。正当夏振贵和刘志杰同志全面谋划临汾发展，聚力推动城市建设，加快煤炭资源整合，狠抓安全生产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襄汾县一座废弃多年的尾矿库突发重大溃坝事故，书记、市长均被免职，省长也被调离，全省盛传“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短短几年内，临汾事故频发，上至省长，下到乡长，大批干部受到问责追究。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在资源领域唯利是图的盲目竞争与*府宏观失控的矛盾，终于集中爆发，付出了无可估量的沉重代价。山西省加大力度，快速推进煤炭矿产资源全面整合，十几家国有大型企业进入临汾，兼并、整合、关闭了一千多家小煤矿，终于实现安全生产的根本好转。
8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受命担任临汾市赴川援建总指挥，副局长温学良带领同志们苦战两个月，圆满完成都江堰临时安置房援建任务。我们返回临汾不久，刚刚卸去山西省赴川援建总指挥担子的罗清宇，临危受命接任临汾市市长，四年后又接任书记，成为临汾大局稳定，大事多举，变化最大的*金阶段。他主*临汾的8年，也是我担任住建局长的8年，期间，先后有赵建民、陈小洪两任分管市长，他们都担任过县市委书记，经验丰富，能力很强，我们都以工作为重，相互扬长避短，配合默契，给我推动工作创造了难得的条件。罗清宇和赵建民同志把重点放在汾河治理和新区扩张，并实施了学校、医院、机场、高铁等大型项目，我把重点放在旧城改造，从百姓身边做起，拾遗补缺，提升城市品位，临汾城建史上首次出现新区与旧城同步实施的建设格局。为打破过去低标准建设的做法，我决定引入文化理念，提出“以文化统领建设，以建设展现文化”的工作方针，通过旧城改造和市*工程，为临汾打造出具有文化特色和人文情怀的城市风格，探索一条文化与建设融合发展的城建之路。
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资源统筹配置的复杂系统，城市建设只是这一过程的框架和设施支撑，即使这样，也受着体制、资金、人才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由于规划与城建部门分设，我已无法从战略上统筹布局，只能在建设层面进行操作。兼顾眼前和长远考虑，我牢牢把握了两大重点，一是全力破解长期困扰市民的“行路难”“休闲难”“入厕难”三大难题，让群众眼前受益；二是全力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在建设质量和城市特色上实现突破，让临汾站高行远。连续8年，通过十几条旧城道路的拓宽，沿街绿地改造，城壕沟治理，古城墙修复，以及公厕、雕塑建设，使城市交通和生活环境迅速改善。通过锣鼓大桥、脸谱大桥、古城公园、鼓楼大街、城市雕塑、城市公厕的建设，创造了临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生文化品牌。住建局连续几年组织全市城建观摩交流，推动17个县市的城市建设在质量标准上迈上了新台阶。年，为让年轻同志挑起重担，我提前卸去局长职务，副局长杜敏接任局长后，市委书记罗清宇又把改造鼓楼大街的任务交给我，这是临汾旧城最后一条贯通南北的主干道，苦战七个月，由四车道改为八车道，地上地下全部更新，街景文化全新打造，成为山西旧城道路改造的示范品牌。道路改造开工不久，罗清宇同志被提拔担任山西省副省长，鼓楼大街的拓宽改造，成为我为临汾人民完成的最后一项大型市*工程。
汾河生态和文化品牌，是临汾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的两大支撑。汾河作为山西的母亲河，纵贯南北，临汾是继太原之后汾河流经市区的第二大城市，自古迄今一切文明皆与汾河相连。8年，夏振贵、刘志杰同志上任后大气魄出手，彻底拆除汾河两岸40万平米违法建筑，为治理汾河奠定了基础。罗清宇同志接任后高起点规划，四年建成长达10公里的汾河生态公园，临汾城市生态环境由此实现历史性跨越。竣工开放不久，一些娱乐和商业投资已把目光盯向汾河，着手操作开发建设，严重威胁生态湿地。年，我向市委递交了“建立汾河生态文明保护区”的报告，对划定保护红线，建立保护机制等提出了框架意见，市人大很快依法作出“关于设立汾河生态文明保护区的决定”，遗憾的是，*府并未制定具体措施，又发生商业设施破坏汾河生态的违法建设。早在30多年前，太原城区段就已完成汾河治理，正是由于没有合理划定保护红线，两岸生态湿地均被过度开发建设，留下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临汾人民可以容忍当*者少干几件事，但绝不允许汾河生态湿地被侵占破坏。几十年前，临汾因战争和破坏性建设，已经失去像平遥古城那样一座卧牛古城，今天再不能失去永远不可再生的汾河生态。但愿当*者能够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为临汾人民保护好这条母亲河，为子孙后代守护好汾河两岸的生态文明。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综合体现和最大成果。有位哲人曾讲过，城市建设上的错误是人类最难纠正的错误。生态保护如此，城市建设也是如此。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大都走过拆了小院建二层，拆了二层建多层，拆了多层建高层的路子，建了拆，拆了建，最后把古城变成了旧城。不少城市规划混乱，缺少设计，往往百城一面，沿街建筑由过去的低层“火车皮”又变成高层“一堵墙”，缺少空间错落和文化气息，让人感到呆板压抑。像临汾这样由地改市的城市，旧城新区不平衡的矛盾已经突显，多年来市区体制职责不清，城市发展统筹不力，尧都区向东，开发区向北，市级向西，各自为阵，四面出击，并未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聚集优势。每一任都想干新的，做大的，对旧城改造不感兴趣。我担任住建局长后，曾多次尝试突破旧城改造的瓶颈，但因缺乏配套*策，加之规划建设分离，始终未能扭转土地财*引导房地产开发盲目向外扩张的模式。几年来，虽然坚持拓宽改造了十几条旧城道路，但多条断头路至今仍未打通，第二轮交通拥堵已经来临。几十万人大都挤在老旧住宅区生活，小街小巷状况很差，市民每天离不开的蔬菜肉蛋市场网点，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及休闲等公共设施，大都还是过去的布局。无论从完善城市功能考虑，还是从改善人民生活出发，旧城改造已是临汾城市发展必须逾越的一道门槛。早改早受益，越迟越被动。这就要求*府调整思路，弥补短板，把旧城改造作为城市建设的主攻方向，统筹研究编制“一揽子”详细规划，建立有效协调机制，摒弃过去零打碎敲的作法，连片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制定切合实际的配套*策，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全面完成旧城改造，使城市环境和人民生活得到彻底改善。
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高速扩张，虽然大中小城市差别很大，东西南北极不平衡，但有一点却是共性的矛盾，这就是许多民生小事，或因无利可图被市场经济所放弃，或因*绩不显被城市官员所忽视。其中，公厕设施的落后就是最突出的表现。这一全国性的民生短板，再次折射出城市治理中立场与市场的矛盾，也反映了城市官员追求大开发、大工程的片面“*绩观”。担任住建局长后，我果断决定把长期无人过问的公厕建设纳入公益轨道，彻底解决老百姓的入厕难题，提出了建设“方便之城”的目标。连续8年，排除一切干扰，顶住各种压力，强力推动“公厕革命”，坚持把公厕建在城市的显要位置，按照一厕一型，一厕一景的标准，从市区到各县市新建标准化公厕多座，在全省率先实行免费开放，以“优先化选址、标准化建设、专业化管理、公益化服务”的治厕模式，领先全国破解了其他地方没有破解的民生难题。我很感谢两任分管市长赵建民、陈小红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支持公厕建设，感谢各县市的书记、县市长和住建部门的同志积极参与推动公厕革命，使临汾最早成为全域实现公厕标准化的城市。
起初，我只想把公厕建得美观，改变千百年来“脏乱臭”的形象，让市民享受到健康文明的入厕生活。未曾想坚持下来，把公厕做出了文化，做成了品牌。时任省住建厅副厅长闫晨曦、城建处长张海、副处长韩瑞林等同志对临汾公厕建设的指导支持，年在临汾召开全省城市公厕建设管理现场会，推广临汾经验。同年临汾公厕获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应邀出席第11届世界厕所峰会，对推动全国公厕革命发挥了示范作用。出乎意料的是，年被联合国评为改善人居环境“全球十佳”，获“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颁发的第一个公厕奖项，当我应邀前往迪拜领奖时，看到颁奖台上写着“CHINA”的标志，我才感到临汾公厕已成为国家荣誉的代表。近百年来，中国因厕所落后曾屡遭西方嘲笑侮辱，这次终于摘掉了这顶落后帽子。虽然颁奖时并无国歌奏响，我的心情仍像奥运会上摘取金牌一样振奋。会后，我没有参加游览，用仅有的半天时间考察迪拜公厕，跑遍全城只发现4座，标准质量远不如临汾，与这座世界豪华之都形成极大反差。当时，同志们问我什么原因，我说：“迪拜是富人社会，临汾是人民社会”。
公厕本来就是百姓厕所。坐着小车到宾馆方便的人很难想到，公厕能让人民群众获得如此实在的幸福感，也无法体会公厕获奖给群众带来的兴奋心情。迪拜归来后，市人大老主任樊纪亨高兴不已：“这个奖杯含金量高，对老百姓来讲，比奥运金牌更重要。”85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段洪*和几十位老同志要联名给我送匾，我婉言谢绝后，他们还是执意给公厕做了一块“民心之事，民生之功”的匾额，相约送到古城公园24号公厕。在他们心中，公厕已不只是市民的方便之所，而是老年人的幸福之所，临汾人民的荣誉之所。迪拜颁奖时，联合国颁发了三万美元的奖金，我让换成小面额美钞，全部分发给公厕管理人员，参与公厕设计建设的人员，以及各县市支持公厕建设的同志。很多人从未见过美元，拿在手上看来看去，激动不已。常言道“三分建，七分管”，把公厕管理好的确很难，能够长期坚持更为不易。临汾公厕的过硬之处，不只在于标准化和公益化管理模式，更在于一支“住厕管厕，爱厕如家”的管理团队。夫妻二人最早进入公厕管理岗位的吕全发竟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公厕歌曲，每有外地客人参观，他都自豪地在公厕里演唱。此情此景，与过去闻着臭味找厕所，捂着鼻子上厕所，踩着尿液蹲厕所的难堪，真是天壤之别。
几十年来，只要对百姓有益的事情，我从不挑剔，总是选择别人没有做，不愿做或没做好的事情，有人说是创新，有人说是冒险，但我感到更多的是补缺。很多事常因不得不超越常规而有争议相伴，没想到为群众建几座公厕也有人非议。起初议论公厕不该建在突出位置，后来又嫌建得标准太高。记得修建城东第一座公厕时，就有市委领导嫌建在十字路口要求拆除，我当面解释道歉才保住了这座公厕。当时，《发展导报》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公厕的省内媒体，临汾则因领导层有非议，电视台大力宣传，日报社报道很少。就在迪拜颁奖前夕，还有外地媒体指责临汾修建“豪华”公厕。谁都知道，现在很多人装修一处住宅就花几十万，建一座公厕也不过几十万，何谈“豪华”？只是与外地和过去的公厕相比，外形美观，做得精细，就误以为“豪华”了。别说临汾公厕并不豪华，就算豪华，让老百姓享受有何不可？有些人只能看惯富人享受，只顾追求自己享受，老百姓生活稍有改善就“眼红”，好像群众就不该享受，公厕就该又脏又臭。对中国来讲，远非公厕“豪华”的问题，而是数量严重不足，标准质量远未达标。如果我们真给老百姓建起豪华公厕，那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迪拜颁奖后我当即决定提高公厕标准，将第一代公厕较为简易的设施全部更新，新建的第二代公厕采用更为美观耐用的卫生设施，三年后改造鼓楼大街时，建成第三代公厕品牌一条街。
临汾公厕创造了诸多全国和世界第一。经过几年的探索完善，治厕之路不仅形成了具有临汾特色的建设管理模式，而且把公厕做成了文化，做成了品牌。每建一座公厕，我都现场选址，与设计人员研究方案，亲自挑选材料，搭配色彩，建成一座公厕我都撰写一幅楹联，让市民有如家之感。许多公厕旁都建有雕塑、绿地，很多市民和老年人每天都坐在公厕旁聊天休息，谈笑风声，成了一道靓丽风景。其实，公厕本无美丑，人们歧视它，践踏它，丑化它，它就变得丑陋肮脏；人们高抬它，呵护它，美化它，它就能变得美丽高雅。美与丑，脏与净，都与公厕无关，影响的是人们的身心健康，体现的是人们的生活质量。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屁股底下美起来，净起来，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梦想才能实现。为了传播公厕文化，年我主持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公厕文化馆。应全国各地索取资料的要求，我让临汾建筑设计院编辑出版了《锦绣公厕》设计图集。几年来，临汾在治厕中已培养出设计、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专业团队，不断给外地公厕建设提供设计和施工服务，有些城市就连管理制度和办法也照搬采用，对推动全国厕所革命发挥了示范作用。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一直都为吃喝而奔波，拉撒问题始终被视为不齿之事，厕所自然也就没有地位，总是建在最隐蔽之处。即使在现代城市，宾馆酒店到处林立，但却很难找到公厕。为改变人们的观念，我在操作细节上想了很多办法，一开始把公厕建在突出位置时，我写了一幅“自古无显位，而今得正名”的楹联挂在公厕。年，全省公厕建设管理现场会在临汾召开，会后我把领导参观的照片，挂在公厕过厅的醒目位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领导形象为公厕代言，对提高公厕声誉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有人忌讳，我就换成我在迪拜领奖时的照片。由于公厕昼夜开放，夜间难免有人惊扰，有位管理员对我说：“看到你的照片，我们心里就踏实。”我很感动：“那就当我与你们昼夜相伴。”之后，我把手机号和环卫部门相关人员的电话留在每座公厕，让大家有事能随时联系。因管理到位，市民已养成自觉维护公厕的良好习惯。现在，市区每座公厕平均每天接待人次，有的多达人次，90座公厕一天接待25万人次，相当于临汾城每天三个人就有一人使用公厕，全年近0万人次受益。小小公厕对人们思想观念、生活品质及城市环境的改善，超乎意料，许多外地游客来到临汾总要参观公厕，就连身在外地的临汾人，也常常拿公厕来炫耀。著名词作家杜旭杰逢人就讲：“公厕给了临汾人民尊严！”一天，我在街上走着，前面几位中年妇女突然冒出一句“现在一上厕所就想起宿青平。”令我哭笑不得，没想到奋斗一生，最后把名字留在“厕所”里。
中国公厕不仅治理上长期落后，在理论上也是空白。为传播公厕文明，促进中国治厕观念的转变，年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治厕专著《大国厕梦》，呼吁全国市长联合推动公厕革命。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是中国厕所革命的最早推动者，曾专程视察临汾公厕，两次邀我参与推动全国旅游厕所革命的活动。年11月，国家旅游局启动全国旅游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临汾被评为“厕所革命优秀城市”。很快，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中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城乡厕所革命由此全面铺开，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到临汾考察参观。过去很长时间，临汾多以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的形像让人
从8年起，我在住建局长岗位上整整8年，年，为让更年轻的同志挑起重担，我主动辞去局长职务，年又辞去市长助理，全面退出领导岗位。从年走进母校，到现在整整40年，从寻求真理到履行使命，走完了全部路程。这40年过得实在太快，变化远超想象。40年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大学毕业时曾兴奋地读着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憧憬信息时代的到来，转眼间中国已迎来第四次浪潮，开始迈步智能时代。40年前中国打开国门学人家，40年后走出国门帮别人。这40年，中国无数实业家、科学家及无数改革者和追梦者，以惊人的信念坚守和探索奋斗，为中国和人类创造了无数奇迹，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大国形象令世界
（未完，转：宿青平致母校的信仰答卷（二））
附：《信仰》雕塑资料
宿青平敬赠母校的红色雕塑《信仰》
宿青平年生，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哲学系，历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侯马市委副书记、临汾市尧都区区长、临汾市市长助理、临汾市住建局局长。
全国“环卫工人之友”称号获得者、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中国公厕文化品牌创建者、华门景区总设计创建者、临汾公厕革命推动者、临汾雕塑之城推动者、城市文化品牌专家、雕塑艺术家、红色雕塑倡导者。
代表作品：尧庙景区、中国华门、锣鼓大桥、脸谱大桥、古城公园、鼓楼大街、城市公厕、城市雕塑。设计并组织建设各类雕塑多件，临汾公厕品牌先后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
主要著作：《干部结构管理》《环卫工作手记》《门的哲学》《笑改变世界》《雕塑改变城市》《大国厕梦》《世界百位大爱人物》《永远握着的手》环卫歌曲集。
邮箱：sq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