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上海胶州路11·15公寓火灾（年）
作为道德行动的谣言：通过中国住房供给质疑地方*府
RumoursasMoralAction:ContestingtheLocalStateThroughHousinginChina
作者：夏洛特·布拉克曼（CharlotteBruckermann，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译者：陈荣钢
来源：CritiqueofAnthropology(),Vol.38(2):-.有删节
一则地震的谣言及其反响
「起床！起床！地震了！快点！」
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中，我被猝然摇醒，中国华北城市公寓的昏*灯光映入眼帘。睡眼惺忪的我奋力理解眼前的状况。
我朋友的母亲N惊恐地说：「要地震了，天呐，快把衣服穿上！」
朋友R和我坐在床上，四目相对，一脸茫然。R不解地问：「妈，你在说什么呀？你疯了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智，N继续喊道：「看你手机上的警报短信，地震要来了！所有人都起来！我们要到室外去！」
这是年2月21日的一个寒冷冬夜，R和我把睡觉的被子一扔，撩起衣服就跑进了可怕的寂静中，仓皇的气氛让人来不及细想眼前的情形。
我们穿好了衣服。N告诉我，一场地震将于凌晨时分袭击该地，所有人都要待在屋外，靠近逃生路线，时刻保持清醒。
我们试图安抚彼此——地震预测不可靠，但我们的恐慌持续发酵。N没法通过电视频道获得官方对事态发展的最新进展。当地的市*频道在夜间关闭，省级电视台也没有播放任何有关地震的消息。
官方对地震一事完全缄默，与现场的声音形成鲜明对比，未经批准的紧急警报网络回响在每个角落。警报声响起、扩音器轰鸣、鞭炮噼啪作响，汽车在鸣笛，人们将危机的预防掌控在自己手中，提醒着身边人去面对灾难的威胁。
邻居们在公寓和建筑物之间跑来跑去，亲朋好友电话打个不停，网上也充斥着这个话题。
我们最终看到，一些人被紧急状态所困，他们把值钱的东西都搬到街上，在零度以下的天气睡在路边，或者步行、开车到附近的乡下，逃离危险的城市环境——那里的公寓面临即将倒塌的威胁。
恐慌传遍山西省的整个南部。年至年间，我在这里做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
黎明终于到来。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试图解释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及其后歇斯底里的谣传。官方媒体最初表示，成千上万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受到了谣言的影响。尔后，受影响的居民人数被修正为更实际的估数——上百万人。
?译注：关于此次地震谣言的信息可在网上找到。例如，据《城市晚报》报道：「2月21日凌晨，山西省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市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萎缩在寒风中等待地震的来临。5个小时后，大地平静如常，人们等来了公告。山西省*府公告余万山西人：地震系谣言。就这样，一则简洁的只有40余字的谣言，将山西人忽悠了一把。山西警方当日宣布着手抓捕造谣者。」
地震恐慌过后，人们对责任的叙述发生了变化，这表明人们对*府在紧急状况下关照人民的能力产生了不信任感。
近几十年来，房屋成为提供安全与稳定的空间，却嵌入到一个范围更大的国家掠夺和资本积累的领域。居民怀疑房地产开发商逃避监管，不提供负担得起和安全的住房，并破坏了地方*府保障住房的合法性。
居民们表达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矛盾。他们散播谣言，表达对当地住房条件的担忧。居民们相互警告，认为与住房有关的道德期望都落空了。他们对更广泛的*治领域提出了挑战，这些*治领域曾经承诺通过规章制度实现秩序与和谐，如今却在实践中导致不平等和混乱。
这些谣言形成了一个公民互动的领域，这个领域应通过中国「民间」（字面意思就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概念来理解，而不能完全通过自发的、个人化的代理或正式的体制结构来理解。
事实上，与住房风险相关的共同责任揭示出，保护自己的生命与保全他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居民不依靠当地媒体报道和地方*府，而是通过交流中人与人的信任、经验和常识来获得保证。
山西居民将当地媒体视作国家宣传机器的延伸，是国家宣传机器在构建住房*策方面的发展代理人。不过，居民的恐惧也围绕年的「汶川大地震」展开。那次自然灾害演变成一场灾难，夺走了成千上万同胞的生命。在挑战官方叙事的同时，居民维护他们的公民交流权，以及国家保障公民住房安全和充足的权利。
传播的谣言是一种「民间」人际空间的道德行动形式，类似于E.P.汤普森（E.P.Thompson）的「民众」（crowd）概念及「民众」作为一种道德经济的动员形式，这其中牵涉国家合法性如何保护公民的生命和生计不受市场的威胁。
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住房供给史
地震引起的恐慌使市民对紧急情况之下和之后的当地*府感到失望。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了居民的强烈共鸣，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对于安全、充足住房的道德期望，而现在这种期望受到了挫败。
居民们的期望往往基于一种毛泽东式的逻辑，即通过劳动贡献换取国家分配的住房。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由国家资助的保障性住房体系逐渐瓦解，这样做便于将住房纳入市场竞争，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
这种期望与当地居民的经验不符，导致了居民的焦虑和愤怒。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提供的住房是工人和地方*府之间建立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在城市中，雇主通过「单位」控制居民的食物、住房、医疗和养老金的分配，涵盖了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铁饭碗」就是指通过就业来提供社会保障。工作单位不仅为工人提供封闭式住宅小区公寓，而且带来了诸多便利设施，包括食堂、澡堂、儿童保育设施和保健诊所。
沈阳·铁西区
虽然「人民」至少名义上在社会主义早期通过国家拥有了住房，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改革通过强行征用不动产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以过去社会骨干为基础构建起的中产阶级利用社会地位接触到更多国家资源，进一步巩固了自身优势，并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络。工人特权受到侵蚀、不充分就业、「下岗」等等进一步加剧了一些人所谓的「干部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不平等。
尽管中国的市场改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直到90年代，随着国家住房配额的减少，经济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住房市场才全面发展。随即，「商品房」在城市发展中获得了显著地位，并在年国家停止住房分配后达到顶峰。
同时，*府官员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逐步将包括住房在内的公共资源私有化，以此作为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手段。这些发展意味着住房的主要功能不再是「住」，而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增值、收租和作为后续贷款的抵押品来创造财富。
随着住房被纳入更广泛的不平等、不合理和剥削的框架内，个人信息对寻找、租赁和拥有足够的房产变得越来越重要。「改革开放」时期的住房不再受国家工作单位保护，成为了通过建设、管理和租赁来积累资本的一种商品。
房地产中介和网上住房广告让拥有房产的居民随心所欲地买卖房产，除此之外的居民却难以在城市住房市场找到立足点。虽然房东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房屋在维持最脆弱人群生计方面的重要作用微乎其微。
通过「腐败」的话语——对劣质商品房的恐惧以及获得国家保障性住房的不平等权利，居民们表达了对上述情况的担忧。
陌生人世界里的民间行动
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不断扩大着交际范围，也导致公民的道德观念和信任感发生了变化。社交世界变得更加流动和开放，基于特殊关系的个人信任也得到了陌生人世界中部分社会信用机构的补充。
在道德价值观转变的背景下，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感和「人性本私」的修辞占领了高地。然而在山西，有一种反趋势的道德责任出现在普通公民和他人之间，这个「他人」既不是*内官员，也不是行业老板。
在地震恐慌期间，人们有义务向其他人发出警告。也就是说，在极度焦虑的时期，草根阶层依靠一种长期的道德行为模式团结在一起。
山西居民看到了国家自身的制度集中化，同时也将正式的工作场所视为经济、社会关系合理秩序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仍有威胁存在。
他们通过指责利己主义（「关系」）批判腐败的*客，并拿它和互惠的、无私的关系（「人情」）做对比。
然而，无论是自私的还是长期的关系，都没有把行动模式统一到同一个目标中，扩展到匿名的陌生人身上，并在地震的恐慌中动员起来。
我认为，这些紧急状态下的交流，以及他们身处的更广泛的网络，是「民间」的一个缩影。它属于民间关系的领域，是非*府的，与正式的官僚渠道不同。
山西的居民以民间为依托，以「老百姓的传统」为基础，由当地人和更广泛的社区组织共同提供援助和支持。尽管这一共同的公民责任领域可能看起来像是回到了「毛主义」的集体道德时期，甚至是一种「前社会主义」的亲属关系，但从已知关系延伸到陌生人世界的现象却不能减少人们居无定所的感觉。
许多学者将中国社会描绘成一个「熟人社会」，或「邻里」、「家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陌生人对道德结构具有本质的威胁——尽管陌生人的形象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学和社会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尽管如此，社会理论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特定的期望上的，而不是遵循单一的道德行为框架。这一期望延伸到公共领域，也延伸至公民社会或道德共同体。面对中国道德景观的静态图景，学者们指出了个人主义伦理的兴起和道德良知的转变。
除了这些关于道德的争论之外，对「民间」领域的理解将我们带入一个空间——它不仅是物理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技术与金融世界。信息不仅通过身体实现人际传播，还通过网络论坛获得了某种匿名性。
「民间」是一个相互牵连的领域，它形成的网络只有在地震恐慌的强烈反应下才开始行动起来，从而揭示出公民和国家应对住房领域紧急状况的方式。
E.P.汤普森对粮食等基本生活日用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对住房的潜在而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