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城县大德造针厂
发给贾稻园堂的10股股票（第号）
年6月19日，
著名古钱币学家、收藏家刘建民先生去世，
享年77岁。
他是山西祁县人，
曾担任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山西省人民*府参事、
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等。
著有《半两钱研究与发现》
《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国古钱币真伪鉴别》
《风雨沧桑看晋商》等著作，
辑有大型史料丛书《晋商史料集成》。
刘建民先生学养深厚，
做人正派，待人接物有古风，
与山西晚报.文博山西颇有渊源。
接下来推出的是，
文化学者刘春声撰写的缅怀文章，
以此纪念刘建民先生。
刘建民先生
怀念刘建民兄
文/刘春声
惊闻刘建民先生因病于年6月19日在太原逝世，享年77岁。刘建民先生是我国著名钱币学家、收藏家、民间钱币团体卓越领导人，曾长期担任山西省钱币学会领导，退休后被聘为山西省人民*府参事，也是北京钱币界和泉友的老朋友。
建民兄大我十岁，我们相识于年代初的太原，当时我还在当地*界，他早已开始了古钱币的研究工作。山西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的腹地，集藏研究高古钱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早期太原的古玩市场在五一广场西侧的纯阳宫，我们时常在那里相遇，一起“寻宝”。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玩，他说你运气真好，说着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枚春秋时期大型空首耸肩尖足布，递到我手里说：收了一堆，原汁原味没动过手的，领导和朋友谁来谁拿，最后这两枚给你。我问多钱？咱俩还谈啥钱呢，建民兄眉头一扬：这是咱山西的土特产嘛！一晃快30年了，尽管后来我手里的先秦钱币陆续都出让了，但这两枚他送我的大尖足我一直珍藏着，这是我们兄弟一场的见证之一。
我调回北京工作后，有一次收拾古钱，把一把三字刀不小心摔断了，他听说后告诉我，你让人把它捎来，我给你找个师傅修好。正好我的战友王少华去太原出差，我就请他捎给了建民兄。过了月余，这把修好的三字刀回到了我手里，让我惊讶的是，就是拿放大镜灯下细看，要找到当初那个断痕也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这还是因为我知道断在哪里，如果换做别人，那可就更难了。为此，我再去太原时，专门让建民兄把修“刀”的人约来见了一个面，他就是我后来的好朋友唐晋源先生。
建民兄为人忠厚低调有古风，做人正派，待人热诚，这在国内钱币界有口皆碑，我在山西的那些年，时常到建民兄家玩，也时常上街一起吃碗面条，也曾一起到省博欣赏库藏的古钱币，他写的书，如《半两钱的研究与发现》《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等，一出版就会送我分享他的喜悦。以后我调回北京工作，离开了山西，但我只要有空回到太原，只要与他联系见个面。前些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很多社会活动都不参加了，恰好我到了太原，和他通电话，想和他见个面看看他身体到底怎么样，当时他已从旧宅搬到新居，到他家时，他正牵着小狗在街上迎我，我那次我的时间很紧，我们就这样在街上边遛狗边聊，竟连他的新家也没有上去。
年，我接受中国钱币学会和河南省人行《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编》的编纂任务后，建民兄第一个邀请我回太原，他在我手里没有压胜钱，但我知道谁有，你抽时间来吧，我带你去太古，人行的一个干部退休后在孔家老宅办了个古钱博物馆。建民兄提到的孔家老宅，就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当年的公馆。几天后，我到太原，建民兄亲自陪我去太古，也许是他很久未去，或是地方建设发展的太快，我们在当地转了几圈也没找到进老城的路，于是，他问在路边一位抽旱烟的老汉老城在哪儿？这个老汉想了半天，一字一板地对他说：谁是老陈？哦不认识他！这两个口音都很浓重的老西儿，把一车人都逗笑了。
他曾对我说，山西的地方票号众多，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重要资源，不抓紧梳理出来，以后可能就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了。从那以后，他一门心思钻了进去，集中精力攻这一项工作，倾其所有收集拯救濒临灭绝的晋商文书资料。年他和王雪农合著的《中国山西民间票帖》出版了，书中收集了从清代到民国的种山西民间票帖、票版实物和余种票帖上的图章、戳记，显示出其洋洋大观的浩瀚。他也因此荣获晋商崛起20年研究专家人物奖。
建民兄精力过人，涉猎广泛，热爱家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贵阳参加中国钱币学会年会，晚上在酒店，他专门到我房间和我聊起茅台酒。他说他曾经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一篇关于茅台酒是由两个山西酿酒师傅在茅台镇创立发展起来的报道，可惜没有收集下来，他希望我能帮找到关于茅台酒创始人的资料，后来，公开资料已经证实：早在二百年前，山西盐商到边远的贵州省经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黔晋相距九千里，盐商携带汾酒不便，就在贵州用当地的水和玉米、大麦，采取汾酒的酿制办法造酒，没料到贵州的泉水奇特，生产出的酒别具风味，从此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当地诗人吟“家唯储酒买，船只载盐多”即指此而言。这段文字转抄自茅台集团，应该是有据可查的史实了。遗憾的是，不知道建民兄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挖掘的更深更具体了。
每逢有集体活动我们遇到一起，都在一桌就餐，他把我当半个老西儿半个老乡，桌上只要有醋壶，我们都把在手边儿，虽然他醋量可以，但酒量一般，不过就那几杯的量，也要表现出酒风不输，杯觥交错，很有大将之风，到后面，就只是吃菜了。
人生苦短，须臾就是百年，尽管在有限之年做了那么多的文化贡献，浸淫其间，收获了若许的快乐，建民兄还是走得太早，太可惜了。写到这里，我耳边又响起他爽朗的笑声，一字一板地对我说：说咱山西人精明那是不假，但不狡猾，你承认不承认？哦对了，你也是半个山西人，不做数不做数！
建民吾兄一路走好！
年，
由刘建民先生历时30年收集、整理，
《晋商史料集成》出版，
全书八十八册，
共分十三部分。
它是一部真实的晋商史，
包含了从明万历年间至民国末年余年
山西晋商的原始契约文书，
收录信函、账册、手折、
契据、杂记、合约
商人著述、工商业规程、
商人家族、家庭资料等原始资料。
对这本书，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专门作序。
在序言中他评价：
以前我们常感叹中国缺乏《满铁调查》那样的资料，以至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很多领域都离不开当初日本人的调查记录。
从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不可再现而言，的确是永久的遗憾；但只要我们珍惜现存的一切史料，切实加以收集、保护、整理、利用，这样的缺憾不是不能弥补的。
这部《集成》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可以大胆预言，今后要做晋商研究，要研究中国近代，特别是山西和华北的经济史、金融史、商业史、会计史、社会史，都可以从中发现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资料，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辛德勇
则这样评价：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刘建民先生收藏的这些晋商文书，不仅数量大，而且学术视野非常开阔，举凡合约、股票、万金账、信函、账册、凭折、票据、发票、运单、诉状、呈文、族谱、墓志、行状等，几乎无所不包。
除了这些高度人性化的文件书物之外，刘建民先生还特别留意搜集了一大批通用性的晋商资料，如与经营活动相关的各种规程，包括商铺的铺规，还有从买卖日用杂字到算学读本、银钱成色的从商学徒基本知识等等。
其中仅行路规程，就有十四册之多，典当规程也有十三册，办布规程十册，而杂货规程竟高达二十一册。
像这种行路规程，对研究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商路和商业道路网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商路和商业道路网络，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问题，没有比这种行路规程更为直接也更为具体的史料了。
由这一例证就可以看出，刘建民先生收藏的这一大批晋商史料，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晋商问题本身。
这本书从收集到出版，
都经历了什么呢？
来听听刘建民先生生前的讲述吧。
我收集出版《晋商史料集成》的过程
文/刘建民
《晋商史料集成》这部书历时十三年多，终于要和广大读者正式见面了。这十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与众多学者和来帮忙的同学、同仁们共同努力，为的就是把我三十年所收集的晋商史料能够留存于世。怎奈身体状况每每不尽人意，加之首次主持出版这类图书，虽多次校对修正，也难真正随心所愿。惟望广大学者通过书中扫描件，能看得到这几百年来，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芸芸晋商是如何在中华文化的孕育下，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经济体。我编辑此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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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适逢山西省钱币学会成立，需要找一个熟悉古代钱币知识的人，于是我由临汾调到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被安排在金融研究所，负责货币金融史研究。有一天来了个老乡，拿着几件票号的资料要卖，银行当时还没有开展收购此类文献的业务。这份资料对于当时正在编辑的票号史料来说，出现得有些晚，所以没有直接收购。我随手翻了翻这份资料，仅凭着一时的欣赏，便决定买了下来。随机我问了问这份资料的来源，老乡说自己是平遥人，平时靠收藏贩卖点古玩补贴家用。这次碰到票号的东西拿来我这里碰碰运气。我心中一时好奇，时隔百年，没想到这些资料居然躲过了战火硝烟一直存到了现在，着实不易。我告诉这位老乡，以后碰到类似的东西还可以送到我这里来。之后，这位老乡和他的同伴隔三差五会送来一些文献，且价格不贵，我的收藏随之越来越多。我的晋商史料的收藏，就始于那次不期而至的收购。
在钱币收藏界，我有一批藏友，其中有不少还同时收藏邮品，晋商中有商人涉足外蒙、俄罗斯，所以有人收集到商人从国外寄回的信函，是集邮界的珍品，他们见我收集票号资料，就说他们在老乡家见过类似的东西，这下我来了兴趣，就让他们替我找这方面的的资料，并许诺用我收藏的钱币交换。我来太原时，所收藏的钱币是很受人羡慕的，此话一传开，先后有十来位同仁下乡给我找票号资料。
山西晋城县大德造针厂发给贾稻园堂的10股股票
（第号）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涌泉居记借赵常林宝银的借约
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我收集到一批票号的信稿、信件等珍贵史料。当时我对行情一概不通，来的资料只要我看着喜欢，对方要什么钱币，也就给了，这就更加激发了泉友们的热情，但这一段美好的不等价交换坚持了不到两年，手头能拿出手交换的钱币就山穷水尽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古玩市场上的纸质文献交易，逐渐形成了气候，除了我收集晋商史料，还有很多人收集革命根据地相关文献，有很多外地的收藏者甚至外籍收藏人士委托他人高价收购票号资料。开始给我找寻资料的泉友有些也转行搞开收藏，好点的资料也待价而沽。随着这类文献在古玩市场上的认可度提高，价格不断攀升，我的收藏面临最大的唯一就是资金的短缺。这十几年的收藏，让我的兴趣越来越浓，在这时候刹车，实在是割舍不下。从此开始我就采取舍车保帅，把我以往收藏的图章、钞版、照片等出让出去，保证文书资料的收藏，并且我还把父亲留下的几件藏品拿去拍卖。到后来从亲戚名下借了一些，总算把晋商史料的收藏坚持了下来。
一开始，我的藏品是山西晋商金融机构，尤其是以票号文献为主。时间一长，我发现这类文献民间所藏数量有限，大量收上来的藏品种类多，涉及面颇广，老乡们往往辛辛苦苦给你找来，不要又觉得这些资料和商业发展毕竟相关。我逐渐发现，基于金融机构的业务广泛，需要和很多普通商铺有大量的往来，普通商号的资料和纯粹的票号资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关系，所以后来我的藏品逐渐扩大到各类上好的不同类型文献。几年下来，我持续将藏品范围扩大，只要是商号或商人家庭在纸上记录下来的纸纸片片我都收，哪怕只是个小条子，其资料门类结构也正是在这种撒网式的搜集中逐渐丰满起来的。
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永康绸缎庄赵步霞为石钟泉所立的保证书（义盛长记）
在我60岁退休前夕，有幸入选山西省*府参事，这对我查实史料中的一些疑点，对后来编辑出版《晋商史料集成》助力不少。我脑子里渐渐有急于想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的念头。当时，一则新闻使我突然有了紧迫感。当时新闻报道云南某古建筑在大火中被焚毁，损失惨重。我猛地想到这些年收藏的文献，如果因保存不善，损毁于我手中，我当如何自处？一个做编辑的老朋友说，你的藏品为什么迟迟不出版呢？要是能出版，那肯定是一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是，我当然想过出版，同时也联系过一些出版单位，但他们都建议我分批出版。可我坚持全部藏品一次性出版。
我这批资料的特色就是涵盖了晋商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经营票号的大商，也有经营杂货的小商号，还有各处赶集摆摊的销售商，既有年入成百上千两银子的富商，也有惨淡净经营勉强度日的贫穷商人，要想对晋商有个全面、准确的认识，没有全面的资料很难办到。
商人通识
如间隔出版的话一拖就是十年八年的。我一是不放心，怕先期肯定是挑选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票号、帐局等金融机构材料出版，那剩下来的普通商号和各类杂类文献，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引起重视？二是岁月不饶人，我不能将自己的晚年时光都用在等待中。我试着联系过几家大型出版社，出版社的兴趣都非常高，但是考虑到图书市场的现状，还是不能满足我整体出版的要求。我始终认为，晋商资料盘根错节，相互之间联系复杂，分类出版不能展现晋商的全貌，因此绝不放弃整体出版的努力。最后，商务印书馆有了出版的意向，先后来了几次，翻阅了部分史料原件，充分肯定了这批资料的文献价值！后来时间不长，商务印书馆最终同意整体出版。这消息对我一个耄耋执念的老者来讲，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感谢之情无以言表。
民国十六年新泰厚伙友杨立朝自述生平
出版首先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影像整理，河北大学的刘秋根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先后前来太原做资料的整理工作，并参与本书的校订。太原市档案局派人员参与资料的编目工作。我的藏品中股票类的收藏仅有几张，股票本就不易见到且价格昂贵。收藏家侯四宝先生将自己的股票藏品无偿献出，让我有幸收录在此书中。我的藏品中关于晋商发行的纸币亦不完整，也是在赵立平和侯四宝先生帮助下整理成型的。其他收藏界的朋友也为我提供新的资料。这部书的出版工作就是在众多学者、友人的帮助下才有序地进行开来。
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泰和长报协同泰的行情单
什么是票帖？
它们是怎么产生和使用的？
为什么说山西是民间票帖的主要诞生地？
在晋商史料中，
刘建民先生对山西的民间票贴尤有研究。
接下来推出的是，
由刘建民、王雪农、达津三位先生合作撰写的
《中国山西民间票贴》系列文章节选。
中国山西民间票帖（节选）
文/王雪农刘建民达津
约十八世纪的清朝乾隆年间，在中国的货币金融领域，开始流通一种被称作“票帖”的纸质民间信用货币。这个民间经济生活中自然产生出来的金融事物，直至抗战期间才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二百年的历史中，民间票帖在活跃市场，繁荣经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同时，在中国的货币金融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闪光一页。
民间票帖，时人一般称其为钱帖、钱票、银票、帖子、票子、凭帖、换票、兑换券等，近人则称之为私帖、私票或土杂票。民间票帖的票面称谓有“票”“帖”“兑票”“凭帖”“执照”“会券”“钱条”“换票”“执条”“兑换券”“兑现券”“金融券”“支票”“大洋票”“铜元票”等。
什么是民间票帖？民间票帖的概念涵义应该是：清代民国时期由民间金融业的钱庄银号、当铺、工商铺号或地方商会等非官方机构或个人发行的，一般可兑换的，能在一定的地区和范围内流通的，以“票”“帖”“条”“券”等称谓为名的信用纸币。清代民间票帖的种类主要有凭帖、兑帖、上帖、期帖等；民国时主要有凭帖和兑换券两类。
山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商业及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清代，山西商人倚仗其雄厚的财力和丰富的商业经验，顺时度势地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金融事业，山西帐庄、山西票号、西客钱铺，成了中国旧式金融业的代名词。有清一代，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是中国的金融业中心，谈及中国的民间票帖，山西民间票帖可视做整个中国民间票帖的一个完整缩影，山西的民间票帖反映和代表了这个历史事物的整个发展历程。
一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
从明代中叶到清代的乾隆嘉庆时代，是中国及山西民间票帖的发生时期。
明代中叶到清代前期，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明清工商业的繁荣，全国各地的工商业城镇随之兴起并日益发展。
经商的人数远比过去为多，商业资本也异常活跃起来，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还形成以地域性为特点的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人数最多，资本也最为雄厚。
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社会上的闲散货币也随之增多起来。过去，这些闲置货币多被窖藏于地下，这时，则转化为投入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如购买土地，经营商业，进行金融放贷等等。明清时期，专门经营金融商业的当铺、钱庄、帐局和票号等，也随之产生或发达起来。
当铺的名称有多种，它们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区别而不同，如解库、典库、典铺、典当铺、质库、印子库等，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旧式高利贷金融机构。当铺业务主要从事典当财物和放高利贷，也兼营钱币兑换业。到清代乾隆时，典当铺不但放债、换钱，也办理存款业务。钱铺或钱庄的名称约出现于明嘉靖、万历之时。
明代钱铺经营“换钱”“换金子”“放钱债”等兑换货币及放款业务。主营“换钱”的钱币兑换业，是因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变化升贬无常，进而形成的营利性事业。明代中期以后，白银的货币化过程完成，社会上银两与铜钱成为固定的两种货币，二者之间有了一定的比价，货币兑换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专门事业。钱铺从事货币兑换，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种金融货币的投机活动。到了清代，钱庄的业务扩大到存款、汇兑，并有银票、钱票的使用。汇兑是取汇票的方式，明末叫会票，即在一地的官肆中付款，取得“会票若券者”，到目的地后，向其联号取款。
明代用汇票汇兑银钱，还属个别现象，到清代初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商业贸易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汇兑的专业化要求进一步加强，这样，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以汇兑为业务的金融组织便从商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清乾隆之前，有一种叫“帐局”的信贷融通机构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北方城市。这种中国最早的信贷金融机构是由晋商创立的。帐局往往与其业务相关的钱庄、当铺连锁配合，帐局的设立，推动了金融业的向前发展。到嘉道时，又出现了票号，票号是经营汇兑的专业信用机构。当时经营这项事业的多是山西人，因此又称“山西票号”。据考证，“日升昌”是第一家山西票号，其前身是一家颜料庄。票号金融业务采取一种汇划办法，凡客商往来，接受代汇，凭票据到汇往地点的分号或联号如数兑收。汇兑时，尚需按各地银色高低、路途远近、银根松紧，加收一定的汇费。这种汇兑方法很方便，受到行商的普遍欢迎。金融商业的发达，反映了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同时，也为民间票帖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和物质的基础。
宣统二年八月初十
打磨厂尚古店合盛元票号元字第玖佰壹拾陆号拾圆票贴
二
民间票帖的发行
明清时期实行银钱平行的货币*策及银色钱质的淆杂局面，较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钱币兑换业的发展。一部分商人专门从事货币的兑换业务。随后，从事货币兑换的商人又代替一般商人保管闲置的货币，还接受商人的委托事宜，进而成为商人之间的货币支付中介。后来，货币兑换商又把代管的货币借贷给暂时需要货币的人，这样，货币兑换商就从支付中介进而成为信用中介了，这就是钱铺或钱庄业务的由来。
最早的民间票帖发行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钱铺类兑换业机构。其二，是典当业，它也是旧式金融商业单位的一种，但物品抵押是它的主要业务。其三，是有些经常过手银钱的商业店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近二百年间，以上三类经济单位，都程度不同地从事钱币兑换和民间票帖的发行。
民间票帖是属信用货币范围。信用货币是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票据。信用货币是代用货币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的货币形态。民间票帖这种信用货币形式的产生，在中国是有着一个发展过程的。
它最初的两种形式是：（甲）经营存款业务的机构给银钱存放人开具的存款收据（“银票”即为此类）；（乙）经营钱币兑换业务的机构出具给钱币兑换人的“代金票据”（“钱帖”即为此类）。由于经营存款业务和钱币兑换业务的机构信誉好，人持有此类“票”“帖”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可视为现银钱来收授，进而，这种票帖便具有了流通的意义，也就是具备了货币的“身份”。再进一步，开出此类票帖的金融机构在此种现实的基础上，受到启示，商人们看到，在有部分本金的情况下，可以发行超出本金的可流通票帖，这样可达到利用业务往来的资金，滚动金融资本快速赢利增长的效果。
民间票帖形式的另一个产生来源，是典当业发出的用于当赎的票据，这种票据流向社会后，由于它有价值而被人流通起来，也演化成信用货币性质的民间票帖。
工商店铺发行钱票，除源于兑换钱币的因素外，还来源于宋元时期商店的代金券、竹牌、酒筹之类。这类由工商店铺发行的代金券，直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在中国城乡使用。
民间票帖为什么能较快地在全国之大范围内推广发行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民间票帖这种纸质信用货币，可以代替铸币在市面上流通，随时兑现，其持有者可减轻重量，便于携带，而发行机构则可藉此扩大资本，改善经营，又可赚取一定的贴水。
三
早期的民间票帖
早期的民间票帖实物传世甚少，以下介绍几件山西省境内发现的帖版与钱帖。
1、“乾隆广兴乾记”帖版
帖版是印制民间票帖的印版，这块帖版发现于山西省晋中地区，是已知时代最早的民间票帖实物。帖版为木质，长、宽，厚约20毫米。竖式长方形，首部抹角为牌状，是典型的古代契牌、契券之形制。帖版双线圈边，帖面用横线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俗称“天格”或“天头”，格内“广兴乾记”四字；下部俗称“地格”或“帖芯”，整个地格用四道竖线分割成五栏，文字上下行文，内容为：
宝号见帖今兑收下／钱万千百文／见帖附与莫此帖存照／（空）／乾隆年月日号
整个帖版风格简约，线条粗犷，刀法稚拙，一派早期票版气象。从版面文字和格式上看，这种帖版印出来的票帖，是出帖之字号（广兴乾记），介绍持帖者到另一字号去兑取钱文的支票类证券。帖面文字“宝号”之前留有填写兑钱字号名的空间，“钱”字之前和数字“万”“千”“百”“文”之间也留有空间，这是准备出票时临时填写某种钱及数额多少的，这不仅是出于灵活性的考虑，也是为了发行者在必要时识别手迹。“见帖附与莫此帖存照”，是出票单位申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