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
地处*河“几”字弯环抱，
南过长城，
深入中原腹地，
北逾*河，
越阴山进蒙古高原。
在这里，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碰撞交融，
滋长相成。
距今年左右，
一支以“鄂尔多斯青铜器”
为代表的早期草原青铜文化，
应运而生。
它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鲜明的时代特色，
造型精美，
且分布地区十分广泛。
内蒙古与山西地理位置相连，
历史上往来频繁，
文化联系更是十分密切。
在山西*河沿线发现的不少鄂尔多斯青铜器，
是两地民族与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近期，
一个充分展现鄂尔多斯青铜器风采的展览：
苍穹之下——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
将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
本次展览，
由山西博物院、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鄂托克前旗文博研究院、
内蒙古明博草原文化博物馆
联合主办。
▲山西青铜博物馆外景
展品提前看
▲对鸟柄青铜短剑战国
长27.2厘米，宽4.5厘米
鄂托克前旗文博研究院藏
▲双虎相拥纹银饰件战国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子母虎形青铜挂钩战国
长12厘米，宽5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四马纹青铜挂钩战国
长8厘米，宽7.5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马纹镜石范战国
高13厘米，宽6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伫立马形青铜杖首战国
高13.5厘米，宽8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四驴纹青铜饰件东周
长4.5厘米，宽2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屈肢羚羊形金饰件战国
长5.1厘米，宽0.9厘米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伫立羚羊形青铜竿头饰战国
高16.5厘米，宽10.5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圆雕双山羊青铜饰件战国
高10厘米，宽4.5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圆雕立鹿青铜饰件战国
高7厘米，宽5厘米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蛇首匕商
长32.5厘米，宽2.7厘米
山西省石楼县后兰家沟村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虎首青铜短剑汉
长28.5厘米，宽5.2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鸠杖首汉
鸠杖首，长16厘米
山西省太原市冶炼厂征集
山西博物院藏
鄂尔多斯青铜器名称的由来是什么？
它们的地域分布和时代延续如何？
又是如何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流传播的？
接下来推出的是，
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
阿拉善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张震州、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文博馆员郝雪琴
合作撰写的文章——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多元文化元素
及其交流、传播的青铜之路
文/甄自明张震州郝雪琴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青铜器大类，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深远的影响力，本文梳理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高原上发现和发掘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分析其中存在的多元文化元素，梳理出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周边乃至境外青铜器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传播情况，并深入剖析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的青铜之路。
▲战国虎狼咬斗金带饰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内蒙鄂尔多斯市东碾房七胜出土
一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界定之探讨
依据近年来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笔者尝试探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名称由来、地域分布和时代延续情况。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名称
“鄂尔多斯”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部落概念，最早源于明代迁徙到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与“鄂尔多斯”相关的还有一个地质地理概念，即“鄂尔多斯高原”。
“鄂尔多斯”的由来最早得从蒙古部落——“鄂尔多斯部”说起，“鄂尔多斯部”是成吉思汗汗庭及祭祀宫帐鄂尔多的守护群体。鄂尔多斯部为来自大蒙古国各万户、千户选派出卫护成吉思汗的最忠诚的部队。
这支精锐卫队，为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服役，其后裔世世代代继承了祖先的职业，一直聚集在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周围，形成了守护诸多宫帐的部——鄂尔多斯部。成吉思汗及其眷属相继去世以后，守护宫帐的这些人继续为主人的宫帐服务，即守护和祭祀灵帐。15世纪中叶，大批鄂尔多斯人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进入*河宝日陶亥（蒙语，河套之意）地区，定居在这里。因而，河套地区也随之称为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阴山之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以南的*河套中地区，西、北、东被*河环抱，东南部、南部与陕北*土高原接壤，地貌单元独立，海拔高度在－米之间，中西部地势较高，北部与东南部地势稍低，属于典型的内陆平原，称为“鄂尔多斯高原”，东西长约公里，南北宽约公里，总面积约8.7万平方公里。
20世纪3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青铜器便因其独特的造型和浓郁的草原风格著称于世，成为国内外研究和收藏界的一门显学。
20世纪80年代，随着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对朱开沟遗址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的积累和深入，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和《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两篇论文为代表，他们采用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概念，并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扩展至以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山西吕梁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
在此之前，乌恩先生在《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一文中称，“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的概念包括了鄂尔多斯、陕北和晋西*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代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林沄先生在年撰写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中，提倡使用“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
韩国学者金贞培在《鄂尔多斯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君长社会》一文中分析，“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在狭义上只指中原青铜器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融合形成的青铜器文化，但广义上是指从俄罗斯的黑海北岸地区到中国长城以北地带的草原游牧文化趋势和背景中形成的更为广泛意义的青铜器文化。”
如今，“鄂尔多斯青铜器”同“北方系青铜器”都是学术界广泛并行使用的两个名词，但是二者的分布地域和时代延续情况却不相同，以下再做分析。
（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分布地域，首先肯定包含鄂尔多斯，也就是鄂尔多斯地区或称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域全境。事实上，一直以来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研究共识是超出了鄂尔多斯的地域范围，而分布地域到底有多大却是多位知名学者各有见地。
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大体勾画出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即以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和山西吕梁地区为中心，向东经京、津、唐地区达沿海之滨；向北越辽西丘陵、蒙古高原达外贝加尔；向西跨甘、青、宁北部达新疆巴里坤草原；向南伸进中原腹地商文化分布地域之内。并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可能起源于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
乌恩先生认为，“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包括了鄂尔多斯、陕北和晋西*土高原、冀北发现的殷代至西周初期的北方青铜器；商周王朝毗邻的西北*土高原、鄂尔多斯和燕山南北地区是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的分布中心和发源地。
林沄先生对“北方系青铜器”作了界定，认为广布于我国北方并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分支的一个复杂综合体，之所以称为北方系，一方面强调它们有别于中原起源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它们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密切联系。
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一书中，塔拉、曹建恩等专家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中心地域在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地。
笔者认为将鄂尔多斯青铜器只界定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范围太小，就失去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命名的必要了。而将鄂尔多斯青铜器扩大至整个中国北方，乃至欧亚草原东部，似乎范围太大，也欠妥当。
刘国祥老师的看法较为中肯，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分布地域包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及陕北、晋西北地区。结合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内蒙古中南部与晋陕高原在新石器时代有趋同的文化渊源，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为后来趋同的青铜器文化，笔者认为刘国祥老师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这个地域分布界定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三）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限
关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限，田广金、郭素新先生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时代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汉代。塔拉、曹建恩等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一书中基本上认同了田广金、郭素新先生对鄂尔多斯青铜器年限的界定。
高毅、王志浩、杨泽蒙等在《鄂尔多斯史海钩沉》中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时代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即约公元前8－前2世纪。
刘国祥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渊源及相关问题探讨》一文中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代范围应自商代早期至战国晚期。结合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将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年限确定为商代至西汉时期，即约公元前16－前2世纪较为妥当。
二
鄂尔多斯高原上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的
遗存之分布与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共出土了15处包含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墓地和窖藏，笔者将这些遗存尽量全面地汇总，绘制鄂尔多斯高原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之遗迹分布示意图（图1），并试图分析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分布的规律和成因。
▲图1鄂尔多斯高原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之遗迹
分布示意图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的概况与分布
1、朱开沟遗址、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伊金霍洛旗，发现房址87座、灰坑个、墓葬座、瓮棺葬19座，该遗址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商代早期，距今－年前。共出土陶器余件，石器、骨器和铜器约余件。
铜器出土有：夏代中期的耳环、臂钏、指环、铜锥等，夏代晚期的铜指环，商代早期的铜鼎、爵、镞、戈、短剑、刀和铜鏊。以此遗址命名的“朱开沟文化”，对中国北方诸多考古学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是20世纪内蒙古中南部最为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
2、公苏壕墓地
年发现，与桃红巴拉墓地一起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1处，时代为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出土铜器有鹤嘴斧、锥、斧、凿、双鸟回首纹短剑、刀、圆锥形器、云纹牌饰、马面饰等。
3、干渠畔墓地
又名明安木独墓地，年发现，位于伊金霍洛旗，发现墓葬1座，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土器物中除陶器外，有铜器80件。铜器包括斧、镐、刀、扣饰、圆管形饰、管装饰、带扣、环、马衔等。
4、石灰沟墓地
年发现，位于伊金霍洛旗，推测为一座墓葬，年代当在战国晚期，共出土银器16件，青铜器15件，铁器残片若干。其中银器有虎噬鹿纹牌饰、双虎咬斗纹饰件、双虎相拥形扣饰、银靴底饰片、刺猬形饰件、羊纹扣饰，铜器有嵌铁鎏金龟形饰、卧鹿、长喙鹤头形饰、盘角羊头形饰件、车辕饰、车辖、鎏金韂饰、马衔等。
5、桃红巴拉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杭锦旗，共有6座墓。其年代属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出土最多的就是铜器，有鹤嘴斧、锥、锤、刀、镞、凿等工具；带扣、环饰、管状饰、兽头形饰、扣形饰、联珠形饰、长方形牌饰、Ｓ形鸟形牌饰；马衔、马面饰、扁环、刷柄等马具。金器有弹簧式耳环一对。以该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北方民族文化遗存，在考古学上称作“桃红巴拉文化”。
６、阿鲁柴登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杭锦旗，发现2座墓葬，其年代属于战国晚期。墓葬应是匈奴贵族的遗存。除红玛瑙、绿松石和凤纹、鹿纹陶片以外，出土有鹰形金冠饰，四虎咬牛纹金牌饰，镶宝石有角神兽金牌饰，虎形、羊形、有角神兽、展翅鸟纹金饰片，羊形、刺猬形、兽头形、火炬形饰件，扣饰，泡饰，串珠，锁链，项圈，耳坠等。银器有狼噬鹿纹牌饰、虎头等。
７、碾房渠窖藏
年发现，位于东胜区，为1处窖藏，时代为战国晚期，共抢救性清理出遗物20余件。出土金器有虎狼咬斗纹金牌饰、双龙纹金饰片、金耳坠、金管状饰、金串珠、兽头形饰、金环、簧形金丝、包金玛瑙饰。另有银环、玛瑙环、红玛瑙串珠、绿松石串珠等。
８、补洞沟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东胜区，发现9座墓葬，该墓为西汉晚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铜器有规矩镜、牌饰、耳环等。出土的铁器有鼎、鍑、剑、刀、镞、带扣、带饰、铁环、马面饰等。
９、宝亥社墓地
年发现，位于准格尔旗，为1处被破坏的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共征集到青铜器22件，器形有豆、器盖、带扣、斧、凿、刀、环、泡、连珠饰、管形饰、牌形饰等。
10、玉隆太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准格尔旗，发现1座墓葬，该墓应为战国晚期的墓葬。除兽头骨镳和绿松石珠外，出土有盘角羊、立式羚羊、马、车轴、圆牌饰等车马器，刀、锛、镦、带扣、环、铺首、铁铤铜镞等工具，马形饰牌、几何形牌饰、Ｓ形鸟形饰、圆泡、扣饰等装饰品。另有银项圈1件，铁鹤嘴斧等。
11、速机沟墓地
年发现，位于准格尔旗，应为1处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共出土铜器20件。铜器分别为立鹿、铃，和鹤头形、羊头形、狻猊形、卧马形、狼头形、帽形等饰件。
12、瓦尔吐沟墓地
位于准格尔旗，可能为1处墓葬，时代为战国时期。此地点出土有立体的动物铜饰件及银项圈。铜饰件如卧式大卷角羊饰件、立式的无角鹿饰件、卧式的无角鹿饰件等。
13、西沟畔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准格尔旗，调查发掘12座墓葬，其年代属于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墓葬应是匈奴贵族的遗存。除陶器、琉璃珠、琥珀珠、水晶珠外，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有翻转纹虎豕咬斗纹金牌饰，项圈，耳坠，指套，卧鹿、卧马、有角神兽等纹饰的17件剑鞘金饰片，另有蛇纹、鸟形、涡纹等纹饰的金饰片、金泡饰等金器。银器有卧马纹银饰片、虎头银节约。铜器包括短剑、铜刀、镞等兵器，鹤形或鹿形杆头饰，鸟形饰，环状带扣，长方形管装饰等各种饰件，铜镜等；铁器有剑、勺、锥、马衔、马镳等。
另外，在当年调查中发现了出土的包括云纹饰片、嵌蚌金饰片、金牌饰、镶金玉佩、水晶珠、玛瑙珠、琉璃珠在内的匈奴金冠饰，以及龙纹、虎纹玉佩等。这里可能已发展成为匈奴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匈奴与中原的关系是相当深厚的。
14、二里半墓地
发现于年，位于准格尔旗，为1座遭到破坏的墓葬，出土1件陶缩颈罐和1件铁鍑，其年代属于东汉时期。
15、大饭铺墓地
年调查发现墓葬20多座，共清理发掘4座，出土波浪纹侈口矮领鼓腹罐、小口高领鼓腹罐等陶罐5件，出土有铜带扣、铁马衔、铁器残段和3件残铜镜。该墓葬应属东汉时期南匈奴墓地。
（二）夏商周时期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族
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的伊金霍洛旗、杭锦旗、东胜区和准格尔旗一带，表明这里曾是春秋时期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人、秦汉时期的匈奴活动比较集中的区域。
鄂尔多斯青铜器发源于朱开沟文化晚期，鼎盛于桃红巴拉文化时期，对应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尾声消散于秦汉时期。
夏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主要是朱开沟文化古人类，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熏育或*方。商代生活在这里的是羌，活动于今鄂尔多斯西部，商王武丁曾命其妃子妣辛（即妇好）征讨羌。西周时期，猃狁屡犯周地，周宣王曾大举征伐猃狁，两次战争均在鄂尔多斯南部进行，并派大将南仲筑朔方城，该城可能在鄂尔多斯西北杭锦旗一带。春秋时期，戎狄居于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一带，林胡、楼烦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战国时期的鄂尔多斯成为赵国、魏国、秦国等中原农耕王朝与林胡、楼烦、义渠、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肥沃牧场和战略要地。
鄂尔多斯是我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民族活动地区，商代至汉代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族同中原王朝形成对峙，他们使用的器物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的滥觞。
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均分布于四十里梁——东胜——点素敖包一线南北地带，该线为横贯鄂尔多斯高原的“脊梁”，亦为南北分水岭；这条岭以北的一些季节性河流流入泊江海子，十大孔兑等均汇入北面东流的*河；这条岭以南的一些季节性河流汇入红碱淖，乌兰木伦河、暖水川、纳林川等最终汇入南流*河。
该线为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平坦的*河冲积平原、库布齐沙漠地带与以南高低不平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个过渡地带构成了一条天然分界线，从而亦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秦国与楼烦、林胡、义渠、匈奴等游牧部族的势力分界线，也是秦朝初年、秦末汉初、西汉初年中原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分界线。
（三）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分布与战国、秦汉时期长城、城址的关系
1、广衍县故城
位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勿兔沟村西，勿尔图沟南岸的台地上。平面布局不清，残存东、北墙。东墙残长米，北墙残长87米。夯筑，基宽6.7米，残高1.6米，夯层厚10－15厘米。
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崔璇等在八垧地梁和壕赖梁共清理试掘18座墓葬，出土了上腹刻画“广衍”二字的素面陶壶，刻有“广衍”二字的铜戈和铜矛，从而证明该勿尔图沟城址就是当时的广衍县城。该城址是鄂尔多斯境内目前已确定的唯一一座战国、秦、汉三代古城址。
据相关出土文物及《汉书·地理志》考证，战国时期的公元前年，秦国打败魏国，“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后，勿尔图沟城址就是秦国在北疆设置的广衍县城。该县城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一直使用至秦亡。西汉时仍然沿用，直至东汉末年废弃。
2、战国秦长城
战国秦长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今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东胜区，全长94公里，沿线分布有烽燧19座，构筑方式有石块垒砌、毛石干垒、石块堆积、土夯筑四种。
战国时期，义渠曾活动于鄂尔多斯西侧，后秦国打败魏国，占据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与义渠对峙。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义渠，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心在甘肃庆阳一带。秦灭义渠，事发周赧王四十三年（前年）。因此，战国秦长城最早是在公元前年以后开始修筑的。秦昭襄王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义渠夺回失地。
秦代末年，由于秦朝忙于应付农民*起义，故而秦朝又与匈奴在战国秦长城附近对峙。西汉初年，汉朝国弱、匈奴强盛，汉朝用战国秦长城为“故塞”长城，西汉与匈奴“界于故塞”。
3、美稷县故城
位于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西北、纳林川东岸。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米，东西米。城墙夯筑，基宽2－3.5米，残高1－4米，夯层厚15厘米。四墙各设门。文化层厚约0.5米。西汉后期的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归汉，随后移师美稷，在美稷城置匈奴单于庭，为当时南匈奴的*治、*事中心。纳林城址即为西汉美稷县城。美稷县曾是盛产糜子的地方，稷是糜子的古称，故起名“美稷”。
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中的战国时期遗存产生年代多数应在战国秦长城修筑之前，也即公元前年之前，此后，由于战国秦长城的防备和威慑，秦国日益强盛，义渠、楼烦、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活动范围可能已经缩小到北部一带。阿鲁柴登墓地东距战国秦长城距离较远，战国时期可能并不在秦国的势力范围内，出土了包括鹰形金冠饰、四虎咬牛纹金牌饰、镶宝石有角神兽金牌饰、展翅鸟纹金饰片等多件质地贵重、制作精美的装饰物，其出土地应为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组成匈奴部族的楼烦王或林胡王等王族的墓地，有专家甚至认为鹰形金冠饰就是匈奴单于的头冠。
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以及后来的昭君出塞，促使匈奴与西汉的关系趋于缓和，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归汉，逐渐融入汉朝，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遗存中的汉代墓地如补洞沟墓地、二里半墓地、大饭铺墓地、西沟畔墓地的主人应为南匈奴人；并且因为美稷故城为西汉晚期南匈奴的单于王庭，是当时的*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能离此城较近、出土文物甚为精美贵重的西沟畔墓地的主人为南匈奴上层贵族。
三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创文化元素
及其对外传播
迄今为止，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的遗迹仍然是朱开沟遗址，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剑、青铜刀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的滥觞。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出土了早商时期的一把直柄环首凹缺八字格青铜剑和一把环首凹缺阑青铜刀，开创了北方草原及邻近地区青铜刀、青铜剑的先河。（图2）这把凹格青铜剑是中国出土最早的一把铜剑，堪称“中国第一剑”，这把剑对中原文化传统武器以及境外的青铜凹格剑产生了巨大影响。
▲图2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凹格短剑、环首铜刀
铍是中原文化的传统兵器，战国时期发现较多。盘龙城遗址出土的2件铍是目前中原文化中最早的。有学者发现，盘龙城铜铍与朱开沟文化铜剑非常相近。器身、刃部、柄部长度均与朱开沟相近，格以下的刃部都向内收；柄部也相近；特别是二者格部均有乳钉状凸起；因此，盘龙城铜铍有可能是从朱开沟文化的短剑发展而来的。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陂区，是中国夏商时期古城址。从朱开沟遗址的青铜剑到盘龙城遗址的铜铍，表明鄂尔多斯青铜器传播、影响到长江以南地区。
中国北方地区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流行的凹槽短剑，发端于朱开沟遗址，到西周时期又开始广泛流行，柄首多呈蘑菇形。这种剑分布范围非常大，不仅在中国北方和新疆、蒙古、阿尔泰、米努辛斯克盆地都有出土，在乌克兰的基辅也有发现。到西周中期，这种剑又重新流行于中国北方。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这种剑格部凹槽变大，剑首多平首，剑柄装饰非常丰富。商周时期，起源于朱开沟遗址的凹格青铜短剑从中国北方传播到蒙古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甚至远到哈萨克斯坦和黑海沿岸，影响力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环首凹缺阑青铜刀，开创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环首刀的先河，在鄂尔多斯高原晚一些的干渠畔墓地、宝亥社墓地也出土了环首刀，环首刀是纯正的北方系统器物。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可能是环首刀最早的起源地，然后远播到蒙古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
在朱开沟文化分布的地区，已形成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有了迅速发展，并对晋北、陕北产生了强大影响。在山西忻州、吕梁地区和陕西榆林、延安的*河两岸高原山地经常出土商代青铜器，其中一部分是商文化常见形制，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如铃首剑、兽首刀、蛇首刀、双环首刀等则是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李伯谦先生看来，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由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又发展为匈奴系文化。
四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多元文化元素
及其来源分析
（一）中原文化元素
▲图3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虎内戈
朱开沟遗址的铜戈、铜虎内戈（图3）、铜鼎残片（图4）、铜爵，补洞沟墓地的铜规矩镜、铁鼎，宝亥社墓地的铜豆（图4），玉隆太墓地的铺首、铁铤铜镞，西沟畔墓地的嵌蚌片匈奴金冠饰（图5）、龙纹虎纹玉佩、铜镜和铁剑，大饭铺墓地的残铜镜等，都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青铜器，反映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及其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往。
▲图4鄂尔多斯高原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图5西沟畔出土金冠饰
西沟畔墓地出土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图6），共有两件，牌饰的背面边缘处，分别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与“一斤二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的字样，其刻字作风和衡制单位受秦国的影响较大，应为战国时代秦国所铸。
▲图6虎豕咬斗纹金牌饰正面及其背面文字
该墓地出土的虎头银节约（图7），共7件，正面铸成突出的虎头，背面有十字形穿孔。背面有铭文“少府二两十四朱”等，根据重量，分别刻有“二两二朱”和“二两廿一朱”等，其中1件在重量单位之前上刻“少府”二字，据其刻字作风和内容考证，银节约可能是三晋地区赵国王室所造。表明，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与中原青铜器文化的联系和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二）安德罗诺沃文化元素
有銎战斧是欧亚草原地区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武器，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非常流行，这种有銎战斧在欧亚草原西区发展出A类和B类两种大类，在传入中国北方后又发展出C类有銎战斧。铜戈是中原地区最为典型的武器，管銎啄戈很有可能是在中原地区铜戈和中国北方C类有銎战斧的影响下而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的。
鹤嘴斧实际上是有銎战斧的一种，是中国北方和草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重要的一类长柄武器。鹤嘴斧可能是最初受到管銎啄戈的启发而出现的。林沄先生指出，管銎啄戈的原型应该是管銎“啄”与“戈”结合而成的，是典型的中原与北方相结合的产物。然后传到南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等地。
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干渠畔、公苏壕、玉隆太等墓地等都出土了欧亚草原系统的鹤嘴斧（图4）。鹤嘴斧最早可能出现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和图瓦等地，然后向南和向东传布，影响到了新疆天山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
▲图7虎头形银节约及其背面文字
（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元素
距今0年前以后，欧亚草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就是空首斧。分布在森林草原地带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有数量最多、最为典型的空首斧，这一地区的冶金生产需要大量的木材做燃料，丰富的森林资源、经常性的砍伐活动是这些遗存中空首斧大量流行的原因。空首斧从这个地域起源后，便散布到欧亚草原广大地区。
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空首斧可分为有耳和无耳两个大的系统，其中无耳系统，主要为方銎，最早仅在中原、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高原地区发现，可能源于*河流域。鄂尔多斯高原属于方銎无耳系统区域，公苏壕墓地、干渠畔墓地、宝亥社、玉隆太墓地均出土了这样的无耳空首斧（图4）。无耳空首斧经中国北方地区传到贝加尔湖地区并在大森林南沿流行起来，那里发现的“安加拉－叶尼塞式”铜斧和起源于朱开沟遗址的蛇纹陶鬲就是显示这种关系最好的例证。
但是，在朱开沟遗址商代地层中发现了1件空首斧石范（图4），上面装饰有细线网格纹和三角纹，斧身一侧有附耳，这种带耳的空首斧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差较远，很显然与欧亚草原地带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空首斧存在密切的联系。这种带耳系统空首斧应来源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分布区域，而是其在境内地区从新疆到甘青再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传播路线。
（四）卡拉苏克文化元素
从朱开沟遗址出土最早的环首凹缺阑青铜刀以来，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铜刀逐渐向多形制、特色化方向发展。从欧亚草原的视角看，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鄂尔多斯高原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方向的传播，而是互有交往的双向传播。其中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都受到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影响。凹格剑、环首刀的起源应在鄂尔多斯高原。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菌首器物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菌首折背刀，所以菌首特点可能来源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鄂尔多斯出土有菌首刀的形制是受到典型的卡拉苏克文化器物的影响，主要流行在西周前期。
（五）夏家店上层文化元素
虎是东亚典型的动物，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非常典型和突出。虎形动物装饰最早出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繁荣期中，以夏家店为中心的中国北方东区是虎纹牌饰的重要起源地。虎纹牌饰在中国北方向西传播，到了内蒙古中南部和甘宁地区，变成了虎噬食草动物的多体牌饰，到战国晚期至汉代，虎纹牌饰已经变成了“P形”牌，最后发展成匈奴时期的特色牌饰。虎纹牌饰向蒙古、阿尔泰地区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发展演变与向中国北方西部以及西伯利亚的发展演变也是同步的。
▲图8虎噬鹿纹银牌饰
鄂尔多斯高原石灰沟墓地出土的虎噬鹿纹银牌饰（图8）、双虎咬斗纹银饰件（图9）、双虎相拥形银扣饰（图10），阿鲁柴登墓地出土的四虎咬牛纹金牌饰（图11），碾房渠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牌饰（图12）等典型的虎纹装饰品，可能是由夏家店上层文化单体——蹲踞状的虎纹牌饰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演变而衍生来的。虎是森林之王，是王者、权威的象征，受到古代北方民族的崇拜，众多的虎纹牌饰正反映了这种状况。
▲图９双虎咬斗纹银饰件
（六）斯基泰文化元素
长期以来，“斯基泰”这个名称已成为早期游牧人群的代名词，有专家将早期游牧时代称为“斯基泰时代”。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斯基泰文化仅分布在黑海北岸及邻近地区。斯基泰文化的器物基本上都出于墓葬，其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装饰艺术是该文化最为核心的文化特征，称为“斯基泰三要素”。
春秋战国时期是整个欧亚草原青铜短剑最为流行的时期，当时流行一种双鸟回首剑，即所谓的“斯基泰式”剑。双鸟回首剑在北方草原地区分布得很广，在欧洲与西伯利亚交界的乌拉尔地区、南西伯利亚及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蒙古都有发现，而且数量从西向东呈递减之势。
在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发现的双鸟回首剑最为精致，剑格和剑柄都有精美的装饰，代表了这种剑最发达的时期。
▲图10双虎相拥形银扣饰
我国北方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出土双鸟回首剑的公苏壕墓地（图4）只是这种剑分布的东南端，应是受其影响的结果。由于双鸟回首剑传播的范围大，穿透力强，所以成为这个时代短剑的典型代表，反映了欧亚草原马背民族普遍采用了趋同的一种武器和进入了相似的征战与联盟时代。
（七）米努辛斯克盆地文化因素
米努辛斯克盆地是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的山间盆地，该盆地孕育了丰富多彩而特色鲜明的青铜器文化，其中包括卡拉苏克文化。
立兽装饰是米努辛斯克盆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类动物装饰艺术，使用羊作为装饰主题是最多的，绝大多数为大角羊形象。这种立兽装饰形象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玉隆太（图13）和西沟畔墓地均有出土，只是伫立的动物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大角羊形象不同；速机沟墓地出土的马饰件也与此类风格相似，只是马是蹲踞的，不是伫立的。与中国北方和蒙古地区相比，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立兽不仅数量多，年代早，流传也非常广，因此立兽装饰很可能是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等地传到蒙古和中国北方、鄂尔多斯高原的。
▲图11四虎咬牛纹金牌饰
（八）阿尔泰文化元素
阿尔泰地区是一个早期游牧文化的中心，这里拥有丰富的金、银、铜、锡等矿产资源，其气候和资源非常适合游牧经济。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开放的阿尔泰山系向东可达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地区，西连哈萨克草原，南接中国新疆，北临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因此，阿尔泰地区成为欧亚草原各地联系的重要枢纽。
公元前5－3世纪，这里兴起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游牧文化——巴泽雷克文化，该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动物纹装饰，并且动物装饰以平面艺术为主。
▲图12虎狼咬斗纹金牌饰
1、翻转动物纹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的动物纹装饰种类繁多，其中翻转动物纹最具特色。翻转动物纹，是指动物的后肢和前身的角度翻转度的一种动物纹艺术，自然界中的动物是无法实现这一姿势的。
翻转动物纹在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都有发现。因为巴泽雷克文化的翻转动物纹非常发达、时间最早，所以，鄂尔多斯高原西沟畔墓地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图5）等翻转动物纹题材可能最终源于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
然而，其背面刻字作风和衡制单位受战国时期秦国的影响较大，充分展现了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与中原秦文化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交汇，体现了当时欧亚草原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图13玉隆太墓地
出土立兽装饰
2、有角神兽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有许多有角神兽装饰，这类装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神兽的角上有成排的鸟头。钩喙蹄足有角神兽在巴泽雷克文化中发现数量很多，在欧亚草原很多地区都有类似发现。鄂尔多斯高原上，浮雕多角神兽见于阿鲁柴登的镶嵌宝石有角神兽金牌饰（图14），最简化写意的是西沟畔的蹲踞（图15）和伫立（图16）的有角神兽浮雕金牌饰和金饰片，它们的动物形状、构图方式和整体轮廓与巴泽雷克文化极为相似。中国北方和蒙古地区发现的有角神兽均没有早于巴泽雷克文化的，因此，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有角神兽很可能是从阿尔泰地区传来的。
▲图14镶嵌宝石有角神兽金牌饰
▲图15蹲踞状有角神兽浮雕金牌饰
▲图16伫立状有角神兽金饰片
3、展翅鸟形装饰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鸟形马饰件，造型上多是低头、张翅、展尾，既有天鹅形状的也有格里芬形状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展翅鸟形饰件，主要见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西沟畔墓地（图17），一件是金鸟饰片，一件是铅鸟饰件，两件都似天鹅回首，张翅展尾，对天鹅羽翼的表现手法与阿尔泰地区的鸟形马饰件风格极为相似。
▲图17金、铅展翅鸟形饰件
类似风格也见于阿鲁柴登出土的立体鹰形金冠饰（图18）。鹰形金冠饰采用了欧亚草原斯基泰金银器制造中常见的锤揲工艺，最初可能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信仰。鄂尔多斯高原的这种展翅鸟形装饰很可能是受到阿尔泰地区的影响。
▲图18鹰形金冠饰
五
鄂尔多斯高原、周边青铜之路
在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天然大通道，那就是途径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丝绸之路”传播的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和四大发明，而“青铜之路”传播的则不只是青铜器，还包括众多的技术和观念，比如关于牛、马、羊的饲养技术，比如青铜器的冶炼技术，比如马衔、马鞍、马镫的发明和使用等，而且西传或东渐了多种多元的青铜文化。
商周秦汉时期，从朱开沟遗址及其他鄂尔多斯青铜器遗迹与中原、东北以及境外青铜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来看，鄂尔多斯高原、高原周边就已经存在多条青铜之路。鄂尔多斯高原青铜之路主要有四条（图19）：
▲图19商周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青铜之路示意图
1、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旗天然通道，由皇甫川向北进入今准格尔旗，沿纳林川经过汉美稷县（即纳林城址），向东北到达汉沙南县（即十二连城城址），由十二连城附近的榆林古渡口渡过*河，向东北到达汉云中郡（今呼和浩特市西南）。
2、鄂尔多斯东部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天然通道，由牛川北上，进入今伊金霍洛旗境内，经过汉广衍县（勿尔图沟城址），向北在汉曼柏县（榆树壕城址）附近经过鄂尔多斯高原四十里梁——东胜（敖包梁）——点素敖包分水岭，再向西北到达汉河阴县（城拐子城址），由昭君古渡口北渡*河，通往汉五原郡（今包头市）。
3、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天然通道，是一条匈奴南下进入鄂尔多斯大草原的通道，起点在今巴彦淖尔市秦汉长城的高阙塞，匈奴骑兵从这里出发，沿秦汉长城外缘，向西南经过乌兰布和沙漠，到达今鄂托克旗碱柜渡口或乌海市、宁夏石嘴山、鄂托克旗交界处的石咀子渡口，由这里东渡*河，进入今鄂托克旗，从而进入了一马平川、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西部大草原。
4、秦直道，该道由秦汉都城咸阳、长安等关中一带向北，出汉上郡（今榆林）沿榆溪河北行，经汉虎猛县（今红庆河城址），增山县（今城梁城址），到达汉五原郡；该路线是秦汉时期由关中通往漠北的捷径和首选。
鄂尔多斯高原周边的青铜之路有5条（图20）：
1、从鄂尔多斯向北，经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张家口至北京，是一条天然通道，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冀北青铜器文化的交流传播通道；再由京津唐地区向北，沿桑干河、老哈河流域至辽西地区，经赤峰以北的西拉木伦河向西，越大兴安岭到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也是一条天然通道，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蒙古青铜器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文化的交流传播通道。
2、从鄂尔多斯向北，经包头，过蒙古国直到米努辛斯克盆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与蒙古青铜器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文化的直接交流传播通道。
3、由鄂尔多斯向西北，经巴彦淖尔市，过蒙古国，到阿尔泰地区，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与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等青铜器文化的交流传播通道。
4、由鄂尔多斯向西，过*河，经宁、甘、青越河西走廊，可通至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此道发展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又称“沙漠丝绸之路”或“绿洲丝绸之路”。
5、由鄂尔多斯向东南，过*河，进入晋陕高原，再向南到达中原地区；这条通道和秦直道，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中原青铜文化的交流传播通道。通过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边的青铜之路，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中原青铜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冀北青铜文化、夏家店上层青铜文化、蒙古青铜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文化、阿尔泰青铜文化等进行着密切的联系、交往和双向的文化、技术交流与传播。
▲图20鄂尔多斯高原周边的青铜之路示意图
在商代至汉代的青铜之路上，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区域内的多个部族、多个地区、多种青铜器文化进行着经济上、文化上、贸易上、技术上、人种上的广泛交流，借鉴吸收、兼容并包，从而形成了青铜之路上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的交往、贸易、征战、抵抗、分裂、交融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这些古代的包括“鄂尔多斯青铜之路”在内的欧亚草原青铜之路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和借鉴意义。
▲战国鹰顶金冠饰
内蒙古博物院藏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消息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南丽江
论文｜甄自明张震州郝雪琴
原载于《前沿》年02期
原题｜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多元文化元素
及其交流、传播的青铜之路
此处注释略
图｜山西博物院动脉影网络
亚洲考古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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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博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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