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公元5世纪造像的高峰，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流传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而近日，云冈石窟迎来新的学术高峰——云冈人用7年时间，栉风沐雨，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一举推出20卷本60万字的煌煌大书《云冈石窟全集》。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这部大书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发现，填补了云冈石窟研究若干历史空白，成为“云冈学”新的里程碑，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民族“争气工程”。
对山西乃至全国来说，《云冈石窟全集》的面世，是年一个文化事件。为什么要用长达7年的时间编撰一部书？这部大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编撰这部全集经历了哪些艰辛故事？山西晚报记者走进云冈，了解这部大书诞生的前后过程。本期采访的是云冈发展和《云冈石窟全集》出版的两名见证者：丁锐和杨志文。
《云冈石窟全集》的问世，不仅仅是云冈研究的“争气工程”，更映射出云冈人励精图治、艰苦创新的奋斗之路。今天的两位主人公，虽不是云冈人，却见证了云冈石窟这部大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更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在云冈工作近18年的观察者和见证者。无疑，在这套全集出炉时，他们也想把内心中最想说的话，表达给更多的人听。
丁锐：云冈迎来新的发展里程碑
对大同人而言，云冈石窟是传奇，也是一份骄傲，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记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丁锐就与云冈石窟结下了不解之缘，亲眼目睹了云冈石窟的维修、保护、申遗、扩建等一系列变迁。如今再看云冈，新的景观、新的文化、新的水准，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山西晚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他屡屡表达惊叹之情并直言，“对于这份文化遗产，云冈不但守住了，而且传承发展得更好！这中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焯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丁锐与张焯认识是在年9月。当时，大同市*府办公厅接收了一位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毕业，专业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他就是张焯，“那时的硕士生很少，大同市级机关独此一苗，属于凤毛麟角。”丁锐说。
当时的丁锐，是大同市*府办公厅副主任，专管人事，“在大同市*府，张焯一干就是十年，主要从事综合文字写作，他文章写得非常好。年4月，他从大同市纪检委调任云冈石窟研究所当副所长，短短四年，就编撰出版了《云冈石窟编年史》，首次理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脉络，一鸣惊人。”
年春，大同市*府启动了云冈石窟大景区建设工程，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焕然一新，景区面积达到2.3平方公里，游览区域较以前扩大了十倍，重现了北魏“山堂水殿”的胜景，云冈石窟由单一景点升级为一个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大景区。在丁锐眼里，包括这次建设在内，云冈在年后经历了4次重要发展节点：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时提出的三年维修，年云冈石窟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进行的环境整治，以及年开始的云冈大景区建设，“大景区建设中，张焯曾参与其中出谋划策，保障开放，应对责难，是当时‘挨板子’最多的人之一。而第四个重要发展的节点，我认为，以云冈的绿色发展和这部《云冈石窟全集》为标志，张焯开了个好头。”
云冈景区变美了，但张焯并未止步，丁锐说，“我记得张焯说过一句话，特别打动人，*府投巨资建设了一流的基础设施，为我们盖起了房子，难道室内装修、庭院园艺，还要指望别人吗？我们云冈人如果只会坐享其成、无所作为，那就是不称职，上愧祖先，下愧百姓，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如今，云冈景区构建起文化研究和旅游发展共生共融共促的多元发展新格局，过去单纯参窟观佛、游客只逗留一个多小时的云冈之旅已经彻底改变。其实，最让丁锐感怀的，不仅仅是云冈外在的变化，还有云冈石窟的“创造力”，“云冈石窟里，到处是绿色发展的成功事例。张焯把农村的旧石条、碾盘、碌碡石、拴马桩，工厂煤矿的废钢铁、旧枕木，古城护城河掘出的下水管，云冈窟檐工程剩余的废木材等，创新制作出各式各类园林景观小品，变废为宝，留存记忆，处处有景，处处精彩，开创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景区建设之路。”因为把保护文物与保护环境相融合，创造了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生态环保的中国范例，张焯被评选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在不断完善云冈景区硬件建设的同时，张焯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文物的保护、研究方面。“尤其是《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体现了包括张焯在内的所有云冈人，对这座千年石窟的无限挚爱和执著。这套学术著作，凝聚了张焯等云冈人七年的心血，更实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民族争气之梦，终结了‘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百年学术之憾，标志着云冈学走向成熟。云冈石窟在张焯带领下，已经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丁锐说。
作为张焯一路走来的见证者，丁锐非常动情地做了总结，“许多人眼里，张焯是一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人。对于名利，他淡漠得多，一头扎进云冈就是18年。他孜孜以求的是云冈学的创建、云冈大景区的提升，以及作为一名大同人要为大同作贡献的良知。在任何成绩面前，张焯没有沾沾自喜，他设想的是以云冈石窟为核心，串联云冈峪沿线青磁窑、鲁班窑、吴官屯、焦山寺等石窟，乃至古戍堡、古窑址、旧村落和煤矿遗址等，构筑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集群，推动建设与右玉西口文化、内蒙古昭君文化相衔接的边塞历史文化长廊。我相信，这一宏伟蓝图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我为云冈人喝彩！”
杨志文:把专业变事业，是最好的正业
杨志文，曾在*府部门与张焯共事多年。《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后，张焯第一时间和这位亦师亦友的伙伴交流，杨志文除了高兴外，更多的是感念于张焯的坚持。杨志文说：“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把兴趣变为爱好，把爱好变为专业，把专业变为事业，也许就是最好的正业。人的一生能做自己喜爱的事很难，张焯是幸运的。”
张焯过去在*府部门工作时，虽然负责撰写各种材料，但在他的案头，始终摆放着《魏书》《通鉴》之类的史书，“我只当他是学历史的，不愿丢掉专业，但当时总觉得他有不谋正业的感觉。”杨志文笑着说，他没想到张焯“憋”着大招，直到多年后《云冈石窟编年史》一书的出版，才明白了这位好友的毅力、艰辛和坚守。
王国维先生曾用辛弃疾的《青玉案》词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比喻做学问的第三重境界。意思就是在繁华落尽之后，背后的坚守与寂寞、苦闷与欢喜、忍耐与孤独、失落与惆怅，是相伴的，必不可少的。即便如此，也不一定真能见到“那人”。在杨志文看来，张焯心中的“那人”，便是云冈石窟，“他不仅在寻找，而且是几十年来‘寻他千百度’。一旦寻得，便如寻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一样，爱得死去活来，昏天黑地，不管不顾。
“张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是一个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人，这是他的性格。”正如杨志文说的那样，张焯在云冈工作的这些年，沿着西北丝绸之路，到新疆、敦煌、麦积山等地考察，寻找云冈艺术的源头；查资料、找文献，苦苦钻研，于是便有了具有很高的开拓价值，代表新一代云冈人学术高度的一篇篇论文，此次《云冈石窟全集》更是张焯的“甩帽子”工程，就是要把“云冈石窟在中国，研究在日本”这顶沉重的帽子甩掉。
提起张焯的这七年，杨志文表示，既苦又快乐。因为心中有了“那人”，便有了压力和动力，才能七年如一日，利用现代技术，全方位、大角度、无死角的图像拍摄与测绘云冈，参考古今中外多领域的专业著作，开始了云冈总论与分论的撰写工作；不放过一个细节，不放过一个洞窟，不放过每一张图版，不放过每一篇文章，力求完美，做到更全面、更细致、更具有学术水准。“今天，《云冈石窟全集》20卷终于出版了，改变了以往黑白色、选美式的摄影方式，采用了高精度的测绘手段，增加了日本大本书遗漏的众多中小洞窟图片，提出了大量全新的佛教历史与石窟艺术观点。我想，这便是超越。我虽心疼张焯这位挚友每天忙碌不停，但更多的是为他高兴，为云冈骄傲！”
山西晚报记者孙轶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